先交代一件事。我听说过一个案子,这些年一直没忘。案中人二十年前入党宣誓,喊得很响。这些年,他的笔记整齐得可以当字帖,台账一项不缺。办案的人翻他的材料,翻出一个细节——所有的“做了”都是痕迹,所有痕迹底下,没有一件垫着真事。
今天讲党性,我从这个人讲起。不讲他坏在哪儿,讲我们跟他差在哪儿。差在哪儿?差在没人盯着的时候。他所有的选择,都发生在没有摄像头的场合。党性这东西,组织在场的时候人人过关,组织不在场的时候才见成色。今天只办一件事:把那几个没摄像头的场合找出来,然后问三句话。
第一问:入党那天,你答应的是什么
先别急着答。我问的不是誓词记不记得——那个人人会背。我问的是誓词背后两件事:你信什么,你忠于谁。
你信什么。理想信念是魂。魂在,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魂丢了,剩下的全是技术——学习变成抄笔记,工作变成刷履历,表态变成练嘴皮子。魂怎么丢的?不是一天丢的,是一次一次“下不为例”磨掉的,一回一回“就这一次”偷走的。《决定》把坚定理想信念摆在加强党性修养的第一条,因为这一环一断,后面全部空转。
你忠于谁。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的首要政治品质。我们党一百多年一次次在绝境里重生,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信仰、组织、纪律、事业的忠诚,是敢把命押上去的那种忠诚。今天讲忠诚,有个词绕不开: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表忠、会下拆台。《决定》说得极严厉——决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反对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准确识别、坚决清除两面人。两面人不是天生的,每一个两面人都是从第一回“小场合随便一点”开始的。
这一问落在一个“查”字上。会后我们处做一张忠诚检核表:不搞名词对照,把政治纪律翻译成行为——处里“团团伙伙”具体长什么样?“当两面人”在这儿最容易以什么面目出现?逐条写清“不得出现的行为”,贴在办事流程旁边。忠诚停在宣誓层面,永远查无可查;落到行为清单上,才可检、可查、可问责。
第二问:没人盯着的时候,你选的什么
那个案子里的笔记天下第一,选择一塌糊涂。这就是第二问的由来。党性不是态度,是选择;不是在场时的表现,是不在场时的成色。“没摄像头的场合”有四种,各自对号——
一是急难险重,看担当。任务砸下来,往前站还是往后缩?《决定》明确,推动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应对重大风浪考验中锤炼党性。对待硬骨头的态度,直接称出党性的斤两。
二是利益冲突,看立场。《决定》点到三对关系:是和非、公和私、得和失。公权与私利相遇的那一瞬,就是党性显形的那一刻。
三是无人监督,看自律。这是最要命的一种。案中人台上台下二十年,栽就栽在这儿。无人监督时的选择,连见证人都没有,只剩你自己知道——而党性恰恰就藏在这个“只剩你自己知道”的地方。
四是网络空间,看定力。每一次转发、每一句附和、每一个点赞,都在给党性记账。别以为键盘是匿名的。
再把镜头拉到处里这间办公室、这条走廊,五句更近的——
一查:送上门来的工作,你敷衍了没有?群众来访、来信、热线转办件,件件都是群众把工作捧到你手上。敷衍是怎么敷衍的?“已阅”“转办”“再研究”,然后没有下文。群众跑断腿,你动动手指。这种敷衍比公然拒绝更冷——拒绝好歹是答复,敷衍是把人晾在半空。《决定》讲厚植为民情怀,情怀不在表态上,就在每一件送上门的工作给没给回音、给的什么音。
二查:酒局饭局牌局游戏桌前,有没有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十多年了,仍有人觉得“吃一顿不算什么”“牌桌上才是自己人”。算三笔账:桌上做主宾的是谁?买单的人图什么?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递出去的是什么?酒桌上的话靠不住,酒桌上的人情一定有价。所谓“小节无害”,是围猎的人最爱听的一句话——他们等的不是你的大单,就是你头一回觉得“就这一次”。
三查: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了没有?别背条文,问行为。下基层调研,是真看真问,还是提前踩点、看盆景、听汇报?开会,是解决问题,还是层层陪会?发文,是真有必要,还是把责任推给下一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来不是只管八小时之外的闲事,它管的是掌权者手里的每一个动作。
四查:你报上去的数字和材料,敢不敢让你管的群众看?数字注一分水,群众就受一分罪;你笔下每一个漂亮的百分比,都可能是某一个人家里的真实情况。这一关就叫实事求是。
五查:八小时之外,你立得正不正?《决定》讲党性鉴别,专门有一句:从日常工作、个人言行、社会交往、家教家风中研判党性。翻译过来——干部的风评,一半在单位,一半在家里饭桌上、在孩子学校门口、在朋友圈的每一次点赞里。单位的摄像头管不到的地方,群众的眼睛在管。
五查完你会发现:没有一句新道理,全是旧要求。可党性恰恰不在新道理里,在这些问了你半辈子、你还答不利索的旧问题上。
还要单拎出来,说一说躺平这个病。这些年它换了不少马甲,今天扒四件——
避责型。口头禅是“不干事,就不会出事”。把干净当资本,把不干活当清廉。干净和不担当是两回事——你不贪不占,只占着位子不解决问题,人民养一个干部不是为了看你端坐在那里的。《决定》要求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三个词是一个整体,有人只摘了一个“净”字,剩下两个扔了。
老好人型。“看破不说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两句话不是今天的发明。1937年,毛泽东同志写《反对自由主义》,第一种表现骂的就是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九十年过去,字都不用换,照样对号入座。对大是大非装聋,对歪风邪气作哑,对原则问题打太极,电话不接,短信不回,问到头上就是“再研究再研究”。这一类危害最大,因为他无害的样子最逼真——不贪污、不受贿,只是不说话。可是政治上的沉默不是中立,是投机的另一种算法。《决定》点名的“履责上的好人主义”,毛泽东当年骂的“自由主义”,说的就是同一种安静的人——九十年前它涣散的是抗战队伍,今天它磨损的是一个处室的正气。
装忙型。日程排满,会议不断,材料成山,痕迹齐全——就是没有一件事真正落地。穿透那成山的材料看结果:问题还在原地,群众还在门口。
佛系型。“提拔没指望了,混吧。”这句话等于当庭招供:当年的入党本来就是一门生意。
四件马甲扒完,真面目清楚了:不作为就是腐败的另一种形态。贪污是拿了不该拿的,躺平是该给的不给——该拍的板不拍,该担的责不担,该说的话不说。一个难题在你手里躺三年,耽误的是一茬人的事。占着位子不干事,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亏欠。
自由主义这个病,我们党治了近九十年。毛泽东当年一共列了十一种表现,后面的还有: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能推就推,装聋作哑,电话不接”,今天披着躺平的马甲,当年都挂在自由主义的账上。老病灶穿上新衣服,不等于痊愈。所以对躺平,没有“批评教育一下”这种轻松的处理——日常记实里,避责的每一次推、老好人的每一次沉默,都该留痕;关键时刻考察里,这几种人最先现形。让长期表现成为躺平者最大的成本,这就是管用的办法。
这一问怎么落到处里?三件事:检核表之外,把案例讨论课真开起来——不给金句,给情境,一案一议,让每个人自己站进那个选择点;年底办一场问题答辩——每人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本岗位一个真问题,开不了锁的学习就是没学进去。穿透痕迹看结果,查痕更要查事,谁的痕迹底下垫着真事,谁就是真干。
第三问:你走之后,给这个党留下什么
前两问问自己,这一问问传承。标尺不是别人,是我们党自己的先烈。他们对标的不是纪律条文,是生死。
同样是利益冲突,方志敏怎么选的。1935年被俘,国民党士兵搜他的身,从上到下想搜出大洋发一笔财——搜出的是一块怀表、一支钢笔。他在《清贫》里写:“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不是没有富贵的机会,他是亲手把那条路烧了。我们呢?“得和失”摆上桌,我们掂量的样子,敢不敢让方志敏看一眼?
同样是没人监督,赵一曼怎么选的。1936年就义前,她给儿子写下遗书,最后一句是:“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枪口对着她,她想的还是怎么做、怎么示范——监督她的不是什么制度,是一个母亲给孩子的交代。监督我们的人比她多得多,可“只剩你自己知道”的地方,我们的交代是给谁的?
同样是死生之地,夏明翰、陈延年怎么选的。夏明翰就义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陈延年宁可站着死,决不跪下。请注意一个细节:他们的考场,灯是亮的——敌人的眼睛盯着,刑房的灯照着,腰杆笔直;我们的考场,灯是灭的——没人盯,没人催,没人查。扛着灯都压不弯的腰,熄了灯的暗处,弯不弯?这一问不用回答,自己知道。
至于“留下什么”,先烈们已经答过。江竹筠在渣滓洞的托孤信里写:“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她用命留下的,是“足迹”两个字——党性的传承从来都是这么交接的:前人用死示范,后人用活来答。
先烈不是供起来仰望的,是拿下来对照检查的。我们的题目比他们容易一万倍,我们的答案,不能比他们差一寸。
再看我们这支队伍:《决定》指出,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截至2025年底,1亿多党员中45岁及以下的占43.8%。年轻一代的信仰是从书本和课堂上接过来的,不是自己从血里火里打出来的。这是事实。事实面前只有两条路:把补课的办法做新,或者等着断层。怎么补?靠场景,靠案例,靠真实。传统不是供起来的,是用起来的:杨震的“四知”,是深夜收礼那一念;于谦的清白,是抄家那一秤。把这些真情境摆到年轻人面前,比一百句格言管用。
党性强不强,组织怎么看得见、靠得住?《决定》部署了加强党性鉴别——全会的一项重要新举措。道理很硬:党性要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和一定时期的检验,才辨得出真伪成色。鉴别天然滞后于表现,而两面人的病恰恰是表演领先于鉴别。《决定》开的药方,照原文念给大家听:把党性作为干部考察和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重点了解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健全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和巡视巡察、审计、信访等部门的沟通机制;从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表现中识别党性,从日常工作、个人言行、社会交往、家教家风中研判党性,通过听上级评价、同级互评、下级反映、群众口碑了解党性;在干部选拔任用和评优评先中用好鉴别结果。核心一句话:鉴别绝不能一时一事、一考定终身——让长期表现,成为两面人最大的成本。
这三问,我不能只问你们,我先答。
第一,电话这件事。从今天起,我办公室的电话,必须接。过去我确实有嫌麻烦不接电话的时候——群众的电话、下级的电话,响几声,看着心烦,放一边了。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后再有我的电话不接,你们可以当场指出来。
第二,批评这件事。发现的问题,我过去有时抹不开面,话到嘴边留半句。这是失职。管理不严、不规范,等于没管;管得松松垮垮,还不如不管——不如不管至少不耽误人,松垮的管理是耽误人还落埋怨。从今天起,该批评的,我当面批评,一句不留。
第三,打牌这件事。休息时间打扑克,是大家的休息方式,我不一概反对。但两条:少打为好;更不能影响别人休息——你歇你的,别让别人歇不成。
第四,阳光这件事。更严重的违法乱纪,不用多说——那是底线,谁碰谁出局。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倾向:拿“工作需要”当理由,把一些事情捂着。分房、提干、涨薪,件件连着大家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藏话、藏事。从今天起,除按规定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处里凡涉及这些事,政策、过程、结果全部放在阳光下,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没有不能见光的决策,只有见不得光的私心。当领导的手里连这点觉悟和操守都没有,凭什么服众?
我今天答出来,不是为了显得我干净,是为了让你们没法不答。处长先弯一次腰,底下的人才敢直起腰来认自己的账。
你留下的,不是职务,不是口碑,是你带出来的几个人、扶正的几股气、立下的几条规矩。党性的传承不在文件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接里。
收尾:把三问还给你
今天我以一个案子开场,不是为猎奇,是为照镜。案中人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近到只隔着一个“没摄像头的场合”,几页“没有真事垫底”的笔记。
《决定》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为什么终身?因为职务改变的是利益的分量,不是诱惑的消失;位置越高,围拢过来的利益越大,考场越隐蔽。所以这三问,不是今天问完就完了——
没人盯着的时候,你选的什么?这一问,每天都要答。
你走之后,留下什么?这一问,一生只能答一次。
散会前,办最后一件事。桌上每人一张三问卡——不是心得表,是三句话的答卷:你最答不利索的是哪一问?就那一问,写一件具体的事,不写豪言。写完封口,自己保管。年底民主评议会,当众拆开,再答一次。第一次是承诺,第二次是检验。终身课题这四个字,从今天起有一件摸得着的东西攥在手里。
答好了这两问,第一问自然就答好了:入党那天你答应的,你做到了。
作者简介:
周业明:男,汉族,党员,北京市人,祖籍山东。自幼酷爱文学,自八十年代起,创作了散文、小说、歌词、报告文学等,作品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立功。主管编写的《华夏风云录》丛书之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早年散文《忘不了那片海蓝蓝》《士兵林》《鲜艳的姐姐》《橄榄月》《生命后的生命》等,散见于《解放军报》《文艺报》《解放军文艺》《青岛文学》《散文》月刊等,后从事纪实写作多年。近年专注器物写作与小说创作。曾编辑出版《人民崇尚这颗星》、《快乐的蝙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