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的春潮漫过上海滩，渗进法租界仓库的每一块木板。欧阳道达站在第64号木箱前，手中那枚"沪"字印章蘸饱了朱红印泥，却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三千多里路的颠簸，这些宫廷旧物总算暂栖于此，可他总觉得它们像一群离散的宫人，在异乡屋檐下，连呼吸都压着声。

    "欧阳主任，开箱吧。"舒楚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监盘委员特有的审慎。他记得这个声音——三年前皇城根下，第一箱文物装车时，也是这个声音在寒夜里念出每一个编号。

    箱钉起出时，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三十二只雍正斗彩小碗，被稻草与棉絮层层拥着，在昏黄电灯下露出真容。欧阳道达俯身下去，额发几乎扫过碗沿。一只，两只……数到第七只，指尖触到一道比发丝还细的裂痕。那裂痕从"大清雍正年制"的楷款旁裂开，像一道去不掉的疤。

    "炮声震的。"他听见自己说，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远在华北的炮声，终究还是追上了这些仓皇南来的国宝。

    舒楚石没接话，从怀里摸出那方"教育部点验之章"。他们约定，印章绝不盖在字画正面，只落在裱绫的角落。此刻，他执印的手悬在碗沿上方，忽然问："这批碗，原册记的是多少件？"

    "一百一十件。分装三箱。"欧阳达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温柔，"原本是一家人。"

    这温柔贯穿了整个点收的三年半。当那志良在库房里为过秤的铜器擦拭铜绿，当庄尚严为挑选赴伦敦艺展的展品而三日不合眼，当每一卷米芾的《云山图》被缓缓展开，让潮气在绢本上凝成水珠——所有人都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恋爱。爱的不是某个人，是那十万件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物件。

    "沪上寓公"——马衡院长定下这四个字时，欧阳道达在电报前沉默了很久。沪，是古物馆；上，是图书馆；寓，是文献馆；公，是总务处。这四个字像一首藏头诗，藏着最说不出口的心事：他们竟成了流亡的贵族，带着整个王朝的细软，在别人的屋檐下暂居。可他又何尝不知，这自嘲里有多少不舍，多少不甘。

    1935年深秋，为伦敦艺展选出的二十三箱文物重新装箱。那只被欧阳道达摩挲过无数次的"芮公鼎"，内壁铭文在灯下泛着幽光。他记得为它正名的那个午后——从"古铜双耳三足鼎"到"芮公鼎"，七个字，他查了三日史料，手指在《西清古鉴》的纸页上磨出了薄茧。当他在清册上写下这四个字时，有种为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回本名的释然。

    舒楚石在一旁盯着秤星：二十七斤八两。他提笔在册页上记录，末尾却多写了一行小字："鼎重如许，情更重。"墨痕未干就被他涂了，可欧阳道达看见了。

    三年半，一千两百多个日夜。他们开箱，晾晒，编号，登记，再封箱。每一件文物离开掌心时，都像松开恋人的手。那些被反复测量的尺寸——口径九点三公分，足径三点五公分——不是冰冷的数字，是记忆的刻度。每一枚盖在清册骑缝处的印章，都是一句承诺：此去经年，无论山河如何破碎，总有人会记得你的模样。

    1937年6月14日，最后一箱"公"字号文物点收完毕。欧阳道达在清册末页签下名字，盖上那枚已磨得光滑的私章。舒楚石紧接着签下自己的名字，两枚名章并列着，像一对终于完成拜堂的新人。窗外，卢沟桥的月亮快圆了。

    谁都没说话。仓库里回荡着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像十万件文物在齐声低语。那些将要北归的，将要西迁的，将要东归的，将要永远留在海峡对岸的——此刻都还是"沪上寓公"，在这本油印的清册里，找到了暂时的归宿。

    民国三十六年，马衡院长在广播里对全国听众说："文物南迁期间，我们也做过几次宣扬文化的工作。"欧阳道达在收音机旁，抚摸着当年那枚"沪"字印章，忽然明白：他们做的哪里是宣扬文化的工作，分明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苦恋。恋的是那些永不能言说的美，是那些必须被守护的记忆，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用毛笔、印泥和青筋裸露的双手，为文化写下的情笺。

    那十七册点收清册，便是这情书最真的见证。每一页上，欧阳道达与舒楚石的签名都已褪色，可那份情，还在。

    作者简介：周业明：男，汉族，党员，北京市人，祖籍山东。自幼酷爱文学，自八十年代起，创作了散文、小说、歌词、报告文学等，作品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立功。主管编写的《华夏风云录》丛书之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系北京精短文学、世界文学艺术界签约作家，中国作家联盟会员，自由搏击协会官方考核认证《段位技术资格》名誉高级八段，专注器物诗学探索多年，曾编辑出版《人民崇尚这颗星》、《快乐的蝙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