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罗开富赴延安采写《革命圣地踏访记》系列报道，晚上按照作息时间，放下筷子就去休息。9点半，准时起床写稿。刚刚进入深度构思状态，这时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匆忙赶来敲门看望：“罗总好！听说您来了，我是特地从二百多公里外的黄河岸边赶回来的。”
“市长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是同他讲好了，今晚不见其他领导，要集中精力写稿嘛！”他这样想着，便随口说道：“谢谢啦，您一路辛苦，请早点休息，明早见吧！”沉思中的罗开富，没有开门就婉言谢绝，令这位市委书记万万想不到。
沐浴在霞光中的延安宝塔
翌日清晨，巍峨的宝塔，已沐浴在万丈霞光之中。辛勤笔耕了一夜的罗开富，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算定完了稿。突然，他想起昨晚拒见市委王书记，便赶忙联系并到楼下门口迎候：“王书记，昨晚我失礼了，请予谅解！”随后，他们相觑一笑，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7年前，我徒步长征路，走到吴起镇，后来又到延安。17年过去了，我今天又来到延安。我发现我与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年轻了。”这个开头是罗开富点着蜡烛，花了好长时间琢磨出来的。为了核实“延安唯一没有变的是它的宝塔”这个细节，他还专门走访当地老人，了解到宝塔为什么没被炸掉，也没被拆掉的故事。
“写稿一定要到现场去，这是我在新闻写作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罗开富撰写延安的三篇报道在《经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我衷心感谢罗总编对延安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深情厚谊，并欢迎您再次光临！”王侠专门打来电话。
“我真诚感谢王书记和延安人民对我、对《经济日报》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罗开富这样回应道。
王侠和罗开富，从此成为难得的诤友！
“每天晚饭后，7点半到9点半睡觉；除当年报社值夜班等特殊情况，起床后看书看报，直到凌晨3点；3点到凌晨4点，边喝啤酒边写作；4点半躺下，8点钟起床。”这是罗开富独特的作息安排，并且一直坚持多年不变。
2007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组采访罗开富之前，获知他的作息时间，好奇之中有些疑惑，记者扛着摄像机，凌晨3点搞“突然袭击”。这位年过花甲的新闻工作者，果真正在烟雾缭绕的烛光中奋笔疾书。
罗开富（中）正接受主持人采访
为什么喜欢在深更半夜写作？还要灭了电灯点蜡烛？
“夜深人静，烛光摇曳，就好像置身深山老林，思绪像鸟儿一样，任凭驰骋，只有此时，笔端才能发出灵魂的心声，我的几篇成名作基本上都是在深夜，在蜡烛的照耀下写成的。”罗开富解释说。
经过作者进一步探究发现，夜半三更用蜡烛照明写作，并不是罗开富刻意寻求浪漫，而是他在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的艰苦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习惯。
自幼生性要强的罗开富，在小学五年级写的一篇作文中，因引用“手无缚鸡之力”六个字，而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激起他年幼的心灵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做完功课就练习作文，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练就写到了深夜……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罗开富从初中起，就开始给《吴兴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投稿，尽管都泥牛入海，但他却牢记老师鼓励他的话：“你将来能吃‘笔杆子’的饭。”
理想是什么？
从军之后的罗开富，把每月6元津贴费的1/3用来买电池，每天吹完熄灯号，就蒙着被子悄悄地打手电，在被窝里默默笔耕，连续向《铁道兵》报等媒体投到第18篇稿件，才终于见到变成了铅字的“处女作”。他用4元钱稿费为全班改善了两顿伙食，换来了战友们为他用水泥包装袋，糊起的可以点蜡烛写作的“工作室”。
水泥包装袋包不住黑夜的光亮，这种“违纪”现象却逐渐成就了罗开富，喜爱舞文弄墨在全连上下闻名。接着先是被调为连队统计员，让他晚上可以名正言顺地点蜡烛写稿；尔后他被提升为排长，不久又相继被团、师调去当新闻干事；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好事之后，竟然又接到让他去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的公函。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主席的话回响在耳边，罗开富毅然选择了后者，到师政治部任新闻干事。“我的新闻工龄，就是从那时算起的！”1964年10月，罗开富在读书和使用之间的抉择，也许使部队少了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却给新闻界增加了一个闻名中外的好记者。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个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小时58分的大雨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子，用明码电报发往北京。”这是罗开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个片段。
罗开富（右）在打鼓雪山山腰上吃青稞饼
在创造卓越成就的过程中，罗开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写作和生活习惯。从学校到部队，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夜战，又经历长征路上 368天不间断的蜡烛照明赶稿，他已很不适应在光线明亮的电灯下写作。加上在《经济日报》副总编和常务副总编岗位上，长达18年的值夜班，以及下基层采访和调研，不到夜深不得休息。
人体生物钟长期固定在一个时段，写作环境时常处在微弱的光线下，他“夜半写作点蜡烛”便这样“习惯成自然”了。
“我童年时家里很穷，从读小学五年级开始，到高中二年级，从来没吃过一顿早饭。直到现在，我也不吃早饭。这都是那个年代被逼出来的习惯。”罗开富深情地回忆着。
“中午饭，只能吃家里带来的稀饭或用树叶做的糠饼充饥，即便是这样，也有没饭带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吃午饭时，我就跑到校外的小河边，用手捧着喝几口浑浊的水……
“同学们知道了我的情况，都悄悄地帮助我，今天你给二两粮票，明天他给半个馒头。正是那段艰难的日子，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贫穷，体会了什么叫饥饿，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友谊？悟出了为何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贫穷使人节俭。罗开富1997年购买的一部手机，用了10年都舍不得丢掉。因年代长久又高频率使用，机壳与机身早已合不起来，只能用松紧带绑着。起初用一根松紧带绑，后来绑了五根，里面的卡得用装牙签的硬纸壳垫着。接不到电话时，他就重新安装一下，再继续使用。
开富正在通话
“您作为《经济日报》社的前常务副总编，不可能穷得买不起新手机，再使用这样的破手机太寒碜了吧？”我曾向罗开富询问。
“这手机有什么不好？信号强，键盘灵，能通话，现在有很多人还用不上这样的手机呢！”罗开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人生短短几十年，都有从小到老、从新到破的过程。如今，我的年岁大了，党还在尽可能让我发挥余热，就像这部手机一样，虽然破旧了点，但还有被使用的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物尽其用，非要把它扔掉呢？”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罗开富不就是吗！
“从小我就固执己见，参加工作后为了坚持正确意见得罪了不少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而我觉得当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恐吓，临危不惧的精神。”为了坚守这种信念，罗开富差点失去了当记者的机会。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云南记者站任职的罗开富路见不平，写了两份分别反映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和外贸部门某些领导，损害群众利益的内参和批评报道，遭到了追捕、非法调查和严重的打击报复。
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纪委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过问下，中纪委和中组部于1982年、1983年两次派出调查组，对罗开富写的内参、批评报道和他本人进行调查，并给予了平反。最终使罗开富重见天日，在新闻队伍中站稳了脚跟。
“人生都会有跌宕，事业都会有沉浮，尤其是做记者，要认准目标，坚持真理，坚定信念，我的人生体验是：在磨炼中成长，在低谷中攀登；人可以输掉时间，但不能输掉锋芒和信心；只有百折不挠，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罗开富正在讲述长征路上的故事
通向乌蒙山区的路，大多处在泥泞当中。向导、医生等陪同罗开富上山时，心脏都猛烈地跳动，大口大口地喘气。“谁嘴巴小谁吃亏，谁说话多谁更累。”他一边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衣服，一边用手杖戳着路边绿茵茵的野菜，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把它们说得像佳肴名馔一样馋人。
下山时路滑，大伙儿神经绷得很紧。他们一个趔趄一身汗，一步踩滑就手舞足蹈。“我们看谁舞技高，平衡好，跳得美，不摔倒。”虽然罗开富的腿挫伤过，一下坡就疼痛难忍，但他还是谈笑间提醒了大家。傍晚，他们到达目的地，凉湿的内衣紧贴在身上，顿时寒噤阵阵。
在老乡暖融融的炉火旁，只见罗开富端坐下来，一边脱掉鞋袜取暖，一边和老乡大妈亲切地聊天。在素不相识的村民家里，这顿饭他吃得很香，虽然只是“讨”的炒剩米饭，外加一碗酸菜汤、几只红辣椒，但是，他一连吃了三大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泥泞不堪的长征途中，罗开富表现出诙谐幽默、谈笑风生的天性，曾自编自演了“单口相声”，一面模仿虚伪自私的官僚腔调，一面加以冷嘲热讽，把同路人逗得乐不可支，忘掉了艰难和疲乏。他说以前和妻子一起散步时，经常逗得她笑的蹲在路边站不起来……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的日常生活，并不全部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是充满着情趣的生活。”其实，在罗开富的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很多情趣。
猫和喜鹊争食
“我家里养了小猫、小狗等很多小动物，但没有一只‘名牌'，都是在路边捡回来的。原来有条名叫‘欢欢’的小狗，一次意外被车撞死后，让我着实伤心了很久……”罗开富介绍说。
“我们家有个大阳台，常有许多喜鹊光顾。于是，我就放上米和水招待‘天上来客’。家里的小猫出于排外心理，总是和喜鹊争食，早起调停‘猫鹊之战’，成了我每天要做的‘功课’。
“如果阳台上喜鹊很多，我就把小猫拦在玻璃门内，免得它过去吃亏；如果喜鹊较少，我就放它出去，让猫咪和喜鹊进行较量。一次，猫抓回了喜鹊的一根羽毛，走路时自豪地把尾巴都翘起来了……”
“罗总编，您观察得好细啊！”
“这有什么，不过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啊！”他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