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是刻意追也追不到、求也求不来的；但在不经意间遇到了真正的爱情，那两个人都会感觉到有异常的吸引力。”谈到爱情，罗开富深有感悟地说。

    那是1965年秋天，在南疆铁路建设期间，罗开富赴昆明军区总医院采访伤员时，结识了他的爱人鲁萍。当时，鲁萍是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在医院的光荣榜里排在首位。鲁萍不仅工作积极、表现优秀，而且品行端正、稳重大方，对来这里采访的罗开富自然热情相待，给罗开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部队医务人员巡诊

    罗开富买了块布料，到街上定做衬衣，离开昆明前拿出加工费和邮费交给鲁萍：“我把地址写在纸上，等衬衣做好后，请您帮忙邮一下好吗？谢谢！”

    “好，举手之劳，看您客气的。”鲁萍微笑着瞥了罗开富一眼。 

    “您不也很客气吗？”望着鲁萍，罗开富也笑了。

    然而，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在随后的两年里，罗开富既没收到鲁萍寄来的衬衣，也未见到她的一封来信或接到她的一个电话。直到1967年12月24日下午，正在新华社校稿的罗开富，突然接到《铁道兵》报社领导的通知：“你忙完工作，抓紧回单位，有人找你有事。”

    罗开富感到非常意外，骑车来到民族饭店，见到了鲁萍父亲的秘书。秦秘书见面就问：“你就是罗开富？鲁萍找你结婚来了。”罗开富顿时兴奋得手足无措，心里在想：“我们两年没见面了，她连衬衣都没给我寄，怎么就说要结婚了呢？”

    随后，罗开富见到了随父亲开会来京的鲁萍。“久别相见，思而不语，念而不忘，爱而无声。”回忆起两人重逢时的情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女跑男追，没有山盟海誓。当时，鲁萍只说了一句‘我把衬衣给你带来了’，我们就决定了结伴永恒。

    “婚期定在两天后的1967年12月26日，我从部队招待所借了两条被子，同事临时腾出的小房间，成了我们的新房，报社全体同志赠送了一个大盘子，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鲁萍的父亲送的一台牡丹牌收音机，是我们结婚时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就在《铁道兵》报社三楼会议室，我们举行了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不久，鲁萍又返回昆明工作。”

罗开富（左）和夫人鲁萍（左二）与来访者合影

    世事无常，命运多舛。1969年，罗开富因所谓反林站错队被搞下领章帽徽，押送到原籍农村劳动改造。鲁萍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随丈夫千里迢迢回到浙江老家。他们每天一起早出晚归，上田间，下地头，干农活，做家务，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水往一处流。原来，离别家乡近9年的三间半破草房，此时还剩下两间半……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有时，夜里下起雨来，两口子就轮流值班，用脸盆接不时漏下的雨水。就是这样，罗开富和鲁萍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互相关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直到罗开富重新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细心的同事和亲友很早就注意到：“罗开富是个爱穿中山装的人。”即使是在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遗忘、西装开始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总是经常穿一身板正得体的中山装，就像他的为人处世一样，给人一种板板正正的感觉。

    早在罗开富徒步重走长征路之前，贤惠的妻子鲁萍就花了32元买来布料，精心为他缝制了两套黑、灰色的中山装。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极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才到百货商店买衣服，一般人大多买布请裁缝加工，唯有心灵手巧之人自己动手缝制。而罗开富妻子鲁萍，就属于心灵手巧者。

大气、笔挺、板正的中山装

    翻阅《红军长征追踪》一书，我从罗开富1984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读到：“今天我计算了一下：我每天的工资是2块2角，补助8角，共计每天收入3元钱。每天烧掉每包2角钱左右的香烟3包，付去每天三餐1块2角钱的伙食费，余下的1元多钱买药品、购蜡烛和手电电池，节省一下，钱够用了。我为自己找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而高兴。”

    由此可见，罗开富的妻子鲁萍，当时能舍得花那么多钱，亲手为他出征做两套中山装，不仅实属大方之举，而且是对丈夫爱得深沉和具体。可想而知，这衣服他穿在身上，一定暖在心里，还能激发自信心，增强长途跋涉的驱动力！

    对工作高标准，对自己严要求，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但生活中的罗开富并不过分讲究，从来都是得过且过。只不过对妻子缝制的中山装，他总是穿得格外珍惜：在长征途中，他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生怕不小心弄脏弄破了。他曾夸赞中山装的功能：系上风纪扣，可以免去围巾，既省钱又暖和；深夜写稿手冷了，还能够插进衣兜里温暖一下；上下四只口袋，可以装许多东西。

    罗开富对服装颇有独具慧眼的审美观和观察力：“不论怎么穿，遵义人的穿着都让人看着舒服，甚至很美。这也是因为体形好，也许还与古夜郎以来文化积淀的深厚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很讲究，简洁的装饰，恰如其分的点缀。

    看着这些根据形体剪裁、穿着贴身却不故意夸大、显出精致精美却不小气、自信却不自傲的服饰，使人不敢小看高原上的城市：这里人们的穿着处处折射出文化品位，折射出民族特点，折射出包容和汲取先进信息的内涵。”这是罗开富徒步到达遵义时写下的日记。

    1985年10月19日，陕西北部寒风呼啸，雪花飞舞。脸膛黑红、拄着拐杖、身穿深色中山装的罗开富，踏着50年前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迈着坚定的脚步，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吴起镇。

    “在吴起镇收住脚步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净化了一次。从心底里感慨：红军长征确实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丽史诗。”罗开富兴奋地说。

身穿深色中山装的罗开富（中）到达吴起镇，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在欢迎的人群中，细心的观察者只见罗开富的双眸，透过镜片露出渴望的眼神；微张的嘴唇，彰显着胜利者自豪的笑容；敞开胸前的雨衣，沙沙作响地飘扬起来；那身庄重的中山装，显得更加笔挺而夺目；交叉斜挎着的水壶与摄影包，令人联想到了驳壳枪和公文包。好一位威武雄壮、豪迈凯旋的壮士！

    担任报社领导职务以后的罗开富，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单独或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美、欧和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但他从未购买高档西装，而是依然穿着中山装一次次走出国门。外国友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风采和自信。

    1987年，罗开富去法国和德国访问，在机场海关接受安检时，同机的旅客受到严格检查，连一支圆珠笔都被拆开了“研究”。而轮到罗开富时，工作人员望着他笔挺的服装与站姿，微笑着用英语和手势对他放行：“中国客人，请吧！”

    “为什么对罗开富如此客气？”众人都很奇怪。 

    “看来，他们也许认识中国的中山装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穿着民族礼服的中国人，自然应当受到国外友人的尊重！”罗开富不无自豪地说。

    2005年4月16日，第7次来到沙洲村，将一条新被子送到徐解秀老人的坟头时，罗开富穿的是中山装；2006年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面对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罗开富穿的也是中山装； 2019年10月，在湖南汝城县出席惜别亭落成仪式时，罗开富穿的还是中山装……

身着中山装的罗开富在《红军长征追踪馆》开馆时的留影

    “中山装，顾名思义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服装。”罗开富兴奋地说，“现在的中山装，无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升，是非常美观和精良的，既庄重大气又实用笔挺。我喜欢中山装，我夫人也喜欢中山装，中山装里有情、有意，也有爱，我怎能不爱穿呢？ 我将余生都穿心爱的中山装，这也是我无悔的选择！”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位好女人。”这常言说得真好！对于罗开富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1984年11月14日下午，《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刚刚到达湖南省临武县楚江乡供销社旅店的罗开富进行电话交谈：“……你离开家里有一个多月了，想不想家？”

    “想是想。但是任务没有完成，不敢多想呀：我越走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老区人民想念红军，把我当成了传递消息的信使，在湖南省汝城县，我收到了妻子鲁萍10月18日从云南发出的一封信，到了宜章县，又收到了女儿菲菲的一封信。这些信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温暖。”

    “你给家里回信了吗？”

    “因为每天要走路、要天天发稿，几乎没有时间写信。前天夜里写完稿子，拨亮蜡烛给鲁萍和菲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们我很好，请她们放心……”

    1984年农历腊月三十，也就是除夕这天，《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徒步采访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富，通过长途电话取得联系：“……你在哪里过年？”

    “在赤水河畔古蔺县二郎滩黄金村王润钦家。”

    “年前给妻子女儿去信了没有？”

    “没有。”

    “你收到她们的信没有？”

    “也没有。因为我最近走的是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路线，都是在深山里行进，没有进叙永和古蔺县城，信件往来十分不便。”

    “她们肯定更想你了。”

    “是的。我也想念她们。我相信我们全家都会感到幸福的。因为编辑部对我的信任，使我有机会进行这次有意义的采访。”

罗开富向贵州遵义县的一位老阿婆了解当年红军给老百姓分粮、分盐的情况。 刘中宝 摄

    1985年2月8日下午6点多，罗开富从庆祝中央红军进驻威信50周年大会会场回到住宿地，看到了日夜想念的12岁的独生女儿菲菲，还有一同来的云南省经委的盛副主任等人。女儿讲着3天的日夜兼程，翻越乌蒙山区惊险异常的情景，他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威信县的领导和群众对待罗开富，像对当年红军一样热情关爱。正在和爸爸告别的女儿菲菲，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对爸爸说：“长征路上的叔叔、阿姨们对您真好！”他依依不舍地一边给她擦泪，一边说：“谢谢云南省经委盛伯伯等把你送到扎西，回去后你要好好学习，并告诉你妈妈，让她一定放心！”

    1985年6月19日，《经济日报》编辑部与即将翻越雪山的罗开富通话：“你估计，过雪山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听当地爬过雪山的人说，估计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海拔高，气压低，缺氧而引起的高山反应症，还有路滑、风大，很可能遇到暴风雪。”

    “你给你爱人写信了吗？她对你爬雪山的事很挂念吧！”

    “我爱人鲁萍天天看报，可能知道我快爬山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人人知道，所以她很挂念。我在凉山时，收到她一封信，说她不放心，要来和我一同爬。我回了信，说现在条件好多了，又有报社，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也许她放心了，再没有收到她的信。八个多月来，报社领导和同志们一直为我的身体操心，社领导同志专程来看望我三次，报社还送来了药品。这些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

    “……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曾经作为一名军人的罗开富，也许此时对这耳熟能详的歌词感触更加深刻。

    抵达遵义后，罗开富受到安岗总编辑和从云南来的夫人鲁萍的慰问。鲁萍为烟瘾很大的丈夫带来了云南特产的香烟和衬衣，还有13岁的独生女儿菲菲的亲笔信。她默默地陪同、搀扶着丈夫，先后参观了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遵义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和遵义会议纪念馆。

安岗（右三）和罗开富（右二）及其妻子鲁萍（右四）等人在遵义会议会址门前合影

    知夫莫若妻。罗开富长途采访，而且是在不通公路的偏僻山区边走路边采访，这与在城市及交通便利的地区采访相比，虽然说不上天壤之别，但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看不到报纸，通不了电话，长时间消息闭塞，这是他采访中最大的苦恼。

    然而，“这些天，我一有点空，就翻阅妻子鲁萍带来的一大堆报纸。读着，如饥似渴。读完，真有点‘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虽然是几十天前的报纸，对我却很新鲜。我了解到不少国内外的大事，心里觉得明亮多了。说话、做事、写稿就有了底。”罗开富在1985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妻子是个细心人，她给我带来了3个多月来的全套《经济日报》，还把报上登载的中央有关部门和老红军支持我采访的通知、谈话等剪辑成册，使我很受感动。今夜我读到的消息如下：

    “……

    “我读着读着，心潮起伏，这些开国元勋们，有国家主席，有全国政协主席，更多的是正在军队里担任要职，他们心里仍记挂着沿途父老乡亲：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民没有忘记红军，红军也没有忘记人民。

    “我暗下决心：请首长们放心，我一定向你们学习，排除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鲁萍的“懂”，对于罗开富来说，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万两黄金，胜过繁花似锦。这分明是无价之宝啊！

    罗开富胜利到达延安时，随总编辑安岗一起赶来迎接的还有罗开富的夫人鲁萍。离老远鲁萍就看到罗开富在向导的搀扶下，瘸着腿，拄着拐，正一摇一晃地缓步向他们走来；头发老长，颧骨高耸，又黑又瘦，左侧半边脸还明显的红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亲爱的人呐，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不论是狂风暴雨，不论是在天涯海角，这一颗心永远和你在一道……”

    鲁萍啊，这动听的《婚礼》主题歌，不是也唱出了您的心声！？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罗开富见到鲁萍和安岗时的第一句话就说：“很辛苦，也很愉快。这是我20年记者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年！”

    “……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罗开富：我尊敬的战友，您不觉得这首《十五的月亮》，也唱出了您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