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籽裂
2016年3月17日，苏州。
老宅天井里的青苔今年爬得特别高，漫过了那辆车的脚蹬子，漫过了链条护板，一直爬到后衣架的螺丝帽上。螺丝帽是六角形的，凹槽里塞满了青苔的绒毛，绿得发黑。
车座的白不是磨出来的，是里头的海绵从裂口往外挤，挤了十几年，挤成了一圈硬痂。硬痂的边缘翻卷着，像——不，不是像什么，就是翻卷着，露出底下灰黄色的海绵颗粒，颗粒被雨水泡过，发胀，一捏就碎。
车把上的橡胶套左手边那只裂了道口子，裂口朝里卷，露出底下锈红的铁。铁锈是褐色的，一碰就掉渣，沾在手指上，洗不掉。右手边那只橡胶套完好，但发黏，夏天会粘手，冬天会发硬。
链条锈死了，和齿轮焊在一起，焊得很死，用扳手都撬不动。前轮瘪着，轮胎侧壁有一道老口子，里头的帘线断了，断头参差不齐，钝，硬，像——不，就是断头，一根一根支棱着，戳在橡胶里。
后轮的气倒是足的，足得奇怪，像是谁最近刚打过气。但车骑不动了，链条卡死了，后轮再足也只能原地转。
没有人骑它。也没有人扔它。
它停在那里，比停更安静。安静得让经过的人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怕惊动什么。
三天前，这个天井里来过很多人。花圈、挽联、哭声。花圈是纸扎的，白菊和黄菊，菊花的纸瓣被风吹得响，哗啦哗啦。挽联挂在门框上，红纸黑字，被雨水打湿了一角，墨色洇开，把"沉痛悼念"的"悼"字洇成了一个墨团。
现在花圈撤了，挽联收了，哭声散了。只剩下这辆车，和满地鞭炮碎屑。碎屑是红色的，被风吹到墙角，堆成一小撮灰。灰里混着没炸开的哑炮，引线还完整，受潮了，弯弯曲曲地翘着。
一个穿黑棉袄的老太太蹲下来，用袖口擦了擦车座。袖口是灯芯绒的，擦过硬痂时发出沙沙的响，像——不，就是沙沙的响，硬痂表面有一层浮灰，被灯芯绒的纹路刮掉了。她擦了三下，第一下从左到右，第二下从右到左，第三下是转着圈擦的。站起来的时候，她扶着腰，腰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她停了一下，等那声咔过去，然后走了。
车座上的灰尘被擦掉了三块，露出底下更深色的白。三块擦痕的形状不规则，边缘模糊，一块大，两块小，像——不，就是三块擦痕，被风吹，被日晒，慢慢又会落上灰。
一只麻雀落在车把上，啄了啄橡胶套的裂口，没啄出什么，飞了。车把晃了一下，又停住。
天快黑的时候，下了一阵雨。雨不大，细，密，像——不，就是细密的雨，落在车座上，渗进海绵的裂口，裂口变湿了，颜色深了一块。雨水顺着车架的划痕往下流，流到那道树枝刮出的深槽里，积了一小汪，映出灰白的天。
雨停了，太阳出来，车座上的水渍干了，留下一道浅色的印子，不规则，边缘模糊。水渍里的盐分留在海绵上，结成一圈白色的霜，摸上去糙，涩。
但车还在。链条锈死了，车还在。轮胎瘪了，车还在。没有人骑，没有人扔，车还在。
它停在那里，等。
第一章 海风
1926年冬天，蓬莱县潮水镇。
海风从渤海湾刮过来，带着盐碱的涩口。那风不是吹过来的，是涌过来的，一波一波，卷着海水的咸，卷着沙滩的细沙，卷着晒海带时蒸腾的腥气。戴心思生在腊月十四，母亲说他落地时哭声不大，细，弱，断断续续，像——不，就是细弱，像被海风掐住了喉咙。
接生婆说这孩子肺弱，养不活。母亲把他就着灶台的余温焐了三天，三天后他睁了眼。灶台是土坯的，灶膛里烧的是麦秸和海藻。海藻是海边捡的，晒干了当柴烧，火不旺，烟大，有一股咸腥的焦糊味。那烟不是直的，是弯的，绕着房梁转，从茅草屋顶的缝隙里钻出去，在屋外结成一层白霜。
戴心思的童年就在这股烟味里泡着。泡得头发里都是烟味，衣服里都是烟味，指甲缝里都是黑灰。
潮水镇的地少，人多，穷。地是种不出多少粮食的，沙地，碱大，种麦子，麦秆矮，穗子小。镇上的人靠海吃海，打渔，晒盐，补网。戴心思的父亲是补网的，坐在屋檐下，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网，网眼是方的，手指粗的尼龙线穿了又穿，穿针的竹片磨得发亮。
他七岁开始帮家里干活。早上拾 seaweed，不是"海藻"，当地人叫"海菜"，捡回来喂猪。猪圈在屋后，两头猪，一头黑的，一头花的。猪食是海菜拌糠，煮在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气味腥，咸，冲。他站在灶台前搅猪食，木勺是柳木的，长柄，搅动起来费劲，锅底糊了，要用力刮。
九岁那年，他得了疥疮。疥疮是穷病，镇上很多孩子都有。痒，夜里睡不着，抓，抓破了，流黄水，结疤，再抓。母亲用海水给他洗，海水杀得疼，他咬牙，不出声。洗完了，母亲用锅底灰抹在疮口上，灰是热的，烫，他缩腿，母亲按住他的膝盖，说，别动，动了不好。
疥疮好了以后，他的脚踝上留下一圈疤，褐色的，皱，像——不，就是疤，一圈，围着脚踝，袜子磨上去，痒。
十四岁那年，他已经当了两年儿童团长。个子不到一米五，肩膀还没长开，怀里揣着本识字课本。课本是油印的，油墨味重，翻页时手指会沾黑。那黑洗不掉，要用碱水搓，搓得手指头发红。他白天给队伍站岗，晚上摸黑去上识字夜课。夜课在祠堂里点松明子，松脂滴在青石板上，凝成一颗颗琥珀色的疙瘩，踩上去粘脚。
他站岗的地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树是百年老树，树干粗，三个人抱不过来。树皮裂了，裂缝里塞着去年的枯叶，叶子里有虫子，冬天虫子死了，叶子还卡在里面。他站在树下，背靠树干，树干凉，透过棉袄渗进来，贴着脊梁。
冬天风硬，他把冻裂的脚后跟在棉鞋里蹭来蹭去，蹭出一层死皮。死皮掉下来，混着雪沫子，落在树根周围。树根周围有一圈土是松的，被他的脚蹭出来的。春天树根发芽的时候，那些皮屑早被雨水泡烂了，没人知道树下埋过一个孩子的脚皮。
他站岗时手里攥着一根红缨枪。枪头是铁的，锈了，钝，戳不死人，但能吓人。红缨是染的，红不纯正，发暗，像——不，就是暗红，被雨水淋过，褪色，一缕一缕地粘在枪杆上。
有一次，他看见远处有手电筒的光。光晃了三下，停了，又晃三下。这是暗号，他认识。他握紧红缨枪，枪杆是白蜡杆，滑，手心出汗，枪杆在手里转了一下。他喊，谁？声音是哑的，在变声期，公鸭嗓。那边没回应，光灭了。他站在树下，不敢动，也不敢喊，就这么站着，站了两个小时，腿麻了，脚后跟的裂口被棉鞋磨出了血。
后来知道是过路的渔民，虚惊一场。但他没跟人说自己站了两个小时，腿麻了。他说，我看见光了，喊了，人跑了。
1942年，十六岁，他入党。介绍人是个老八路，姓刘，缺了左手的三根手指，是在地雷战里炸的。刘同志问他，怕不怕死。他说，怕。刘同志说，怕还干？他说，怕也得干。刘同志笑了，说，这话实在，比说不怕强。
他在青救会当干事，后来当区委宣传委员，再后来当县委秘书。每次调动，他的铺盖卷都是同一个：一床棉被，一套换洗衣裳，一本《论持久战》。棉被是六斤的，棉花是自家种的，被面是土布的，灰蓝色，洗得发白。衣裳是粗布的，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有补丁，补丁是母亲的手艺，针脚粗，线头没剪干净，露在外面。
那本《论持久战》的书角卷了，封面磨出了毛边。他在扉页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戴心思"，三个字挤在一起，笔画细，没力气。他写字一直不好看，后来当了市委书记，批文件时签名还是歪歪扭扭的。秘书说，戴书记，您这字得练练。他说，字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夸的，能认就行。
1948年秋天，北海地委组织南下干部大队。戴心思报了名。母亲没拦，往他包袱里塞了六个煮鸡蛋，用粗布包着。布是母亲做被面剩下的，土布，灰蓝色，和棉被一个色。鸡蛋是家里母鸡下的，母鸡养了三年，下蛋不规律，这六个攒了半个月。
出发前一晚，他在村口站最后一班岗。老槐树叶子掉光了，枝桠在月光里支棱着，光秃秃的，戳向天。月光是白的，冷，照在树干上，树皮上的裂缝像——不，就是裂缝，深，黑，像一张张闭着的嘴。
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摸到了那六个鸡蛋。鸡蛋还温着，是母亲的体温，隔着粗布传过来。他想把鸡蛋拿出来吃一个，手在兜里攥了很久，又松开了。松开的瞬间，他感觉到鸡蛋壳上有一小块粗糙，是蛋壳的钙斑，母亲没洗干净。
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村子里有鸡鸣。蓬莱的鸡叫得短促，一声接一声，短，闷，卡在喉咙里，像——不，就是短促，像被什么掐着脖子。他知道这辈子不会再听见这个声音了。不是知道，是感觉，胃里头往下坠，坠得慌。
他没有回家告别。怕看了母亲的脸，就走不成了。
渡船在长江北岸等了三天。三天里下了两场雨，干部们挤在临时搭的草棚里，吃的是江北运来的煎饼。煎饼是玉米面的，厚，硬，咬不动。里头搁了猪油，香，但腻，腻得糊嗓子。戴心思吃了半张就吃不下了，胃里头翻，翻上来的酸水带着猪油的腥。他把剩下的半张塞回包袱，和母亲的六个鸡蛋放在一起。鸡蛋被煎饼一压，壳裂了一道缝，他没发现。
第三天夜里，队伍上船。戴心思分在第二拨，坐的是木帆船，船舱里塞了四十个人，空气里混着汗味、烟草味和煎饼的油气。汗味是酸的，烟草味是辣的，油气是腻的，三种味混在一起，闷，热，让人想吐。船舱里没有灯，黑，只有舱口透进一点月光，月光是灰的，照在人的脸上，脸是青的。
船到江心，浪大了，船身开始晃。晃得不是左右晃，是前后晃，船头翘起来，又砸下去，砸在水面上，发出砰的闷响。戴心思趴在船舷上，吐了。
不是晕船，是早上那半张煎饼。猪油搁多了，船一晃，胃里那块油腻的东西往上顶。他吐出来的东西落在江水里，立刻被冲散了，连颜色都没留下。但气味留下了，酸，腐，混在江面的水腥味里。他吐了三口，第三口是苦的，胆汁。
旁边一个老战士递给他水壶。水壶是铝的，磕瘪了一块，壶嘴有牙印。他漱了口，把剩下的水倒在手心里，拍了拍脸。水是温的，带着铁锈味，铝壶里的铁锈味。他忽然想起离家前夜，母亲在灶台前烙饼，面板上撒了一层麦麸，麦麸粘在饼底，咬一口糙口。那六个鸡蛋他一个都没吃，不是舍不得，是吃了就要拉，船上没地方。
江南到了。先闻到的是水腥味，比蓬莱的海风腥，更软，更黏。那腥不是海水的咸腥，是河泥的腥，是腐烂的水草的腥，是鱼虾死在水里沤出来的腥。他踩上岸，布鞋陷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声湿响。泥是黑色的，黏，糊在鞋帮上，甩不掉，越甩越黏。
带队的干部喊集合，他跟着队伍走，步子迈得很大，泥在鞋底下咯吱咯吱响。他不敢低头看鞋，怕看了就想家。但他还是低头了，看了一眼，鞋帮上糊着黑泥，泥里有一根水草，水草是绿的，软，像——不，就是一根水草，粘在鞋上，跟着他从江北走到江南。
第二章 江水
1949年到1950年，江苏金山县。
戴心思被分到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一个胶东来的小伙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江南乡下，语言不通，习惯不同，连饭食口味都差着十万八千里。
金山县的水网密，河汊纵横，不是河，是汊，一条大河分出几十条小河，小河再分出几十条小汊，小汊再分出几十条水沟。水沟里有螺蛳，有泥鳅，有腐烂的荷叶。荷叶是去年的，黑，烂，沉在水底，一脚踩上去，咕叽一声，冒出一串气泡，气泡破了，放出沼气，臭。
戴心思第一次下乡，坐的是小船，船娘摇橹，橹声咿呀。橹是枣木的，长柄，柄上磨出了包浆，发亮。船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男人死在日本人手里，留下两个孩子。她摇橹的时候，身子一前一后地晃，橹在水里划出一个弧，提出水面时，带起一串水珠，水珠落在船板上，湿，滑。 他坐在船头，看两岸的芦苇向后退。芦苇是枯的，黄，杆子上有白霜。芦苇丛里突然飞起一只白鹭，翅膀扇动的声音很大，扑棱棱的。他吓了一跳，身子往后仰，船板湿滑，差点栽进河里。他的右手在空中抓了一把，抓到了船篷的绳子，绳子是麻的，糙，勒进掌心。
船娘笑了，说了一句土话，他没听懂。但他也笑了，笑自己胆小。笑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烧，烫，从耳根一直烫到额头。
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陈，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陈老汉的腿是1940年给日本人修炮楼时砸的，石头滚下来，压断了小腿骨，没接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左脚画圈，右脚蹬地，身体一耸一耸的。
陈家有三间草屋，一间住人，一间堆农具，一间养了两头猪。猪圈的气味很重，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那气味不是单一的臭，是混合的，猪粪的臭，猪食的馊，还有猪身上那股热烘烘的腥。戴心思头两天睡不着，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猪打呼噜，听着猪用鼻子拱食槽，听着猪尾巴拍打苍蝇的声音，啪，啪，啪。他闻着那股臭味，胃里头一阵阵抽，不是饿，是排斥，北方的胃在排斥江南的气味。
第三天，他跟着陈老汉下田。田是水田，泥没脚踝。他脱了布鞋，把裤腿卷到膝盖，踩进泥里。泥是温的，软，脚趾陷进去，被泥包着，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那踏实不是舒服，是陌生，陌生得让人警惕。陈老汉教他插秧，秧苗捏在手里，根须沾着泥水，凉，滑，像——不，就是凉滑，像泥鳅，但不是泥鳅，是植物的根，细的，白的，易断。
他插第一株的时候，秧苗歪了，斜斜地插在水里，根没展开，团成一团。陈老汉用泥手帮他扶正，泥手印在秧苗茎上，留下一道褐色的痕。那泥不是黑泥，是褐泥，含铁，粘在手上干了以后，发硬，裂，像——不，就是裂，一块一块地掉。
那天晚上，陈老汉的老婆煮了米饭。米是陈米，发黄，有一股霉味，但煮熟了是软的，糯，和北方的硬米饭不一样。炒了一碗咸菜，咸菜是雪里蕻腌的，咸，脆。还有一碗河虾。河虾是小河沟里摸的，个头不大，壳软，炒得发红，油是菜籽油，黄，香。
戴心思夹了一只放进嘴里，嚼了两下。虾壳是软的，可以直接嚼碎，嚼碎后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然后是腥，河水的腥。他咽下去，又夹了一只。陈老汉问他，北方有这吗？他说，北方吃海虾，比这个大，肉紧。陈老汉说，那不一样。他没问哪里不一样，只是又夹了一只。但他心里知道哪里不一样：海虾是咸的，河虾是淡的；海虾是死的，河虾是活的；海虾是冷的，河虾是热的。
语言不通是个大问题。戴心思的胶东话和金山土话之间隔了一条长江。他开会讲话，底下的人半懂不懂。他下去调研，老乡说的话他听不全。有一次，一个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说了半天，他一句没听懂，只是点头，笑。老大娘也笑，露出缺了两颗的门牙。门牙是磕掉的，还是蛀掉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老大娘的手是糙的，掌心有茧，茧是割稻子割出来的，厚，硬，磨得他手背痛。
他回来找字典，没有金山方言的字典。他就找当地的年轻干部，一句一句学。把常用的词记在本子上：吃饭叫"喫饭"，睡觉叫"困觉"，走路叫"跑路"，小孩叫"小囡"，下雨叫"落雨"，太阳叫"日头"。本子写满了，纸角卷了，封面上有油渍，是有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时滴的菜汤。
他学得很笨。"喫饭"的"喫"字，他总念成"吃"，年轻干部纠正他，说，不是"吃"，是"喫"，舌头要卷。他卷了舌头，发出的音还是不对，像——不，就是不对，介于"吃"和"七"之间，听起来像外国话。年轻干部笑了，他也笑，笑得咳嗽，咳出了一口痰，痰是白的，粘，他吐在田埂上，用脚碾了，碾进泥里。
1950年冬天，金山县下了雪。雪不大，薄薄一层，落在水田里，化了，田埂上留下一道道泥水印子。那水印不是直的，是弯的，顺着田埂的曲线蜿蜒，像——不，就是弯的，像蚯蚓爬过，但不是蚯蚓，是雪水，混着泥，流。
戴心思在雪地里走了三里地，去给一个发烧的孩子请郎中。孩子是东村陈老汉的孙子，三岁，烧到四十度，脸通红，额头烫得能煎鸡蛋。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哭，眼泪冻在脸上，结成冰碴。戴心思到的时候，孩子的眼皮在跳，不是醒，是抽搐。
郎中住在邻村，他走到的时候，棉鞋湿透了，脚趾头冻得像十根红萝卜。红萝卜不是比喻，就是像红萝卜，肿，红，一碰就疼。郎中来了，看了看孩子，说是肺炎，得打针。针是盘尼西林，贵，老乡买不起。一支针要五万块钱（旧币），相当于一个壮劳力半个月的工分。
戴心思掏出自己的津贴，五万块钱，塞给郎中的手里。郎中是中医，不懂西医，但会打针。他不要，说，戴干部你自己也不宽裕，一个月才多少津贴？戴心思说，先给孩子打。他的声音是哑的，走三里地，风吹的，嗓子干，疼。
孩子第二天烧退了。孩子的母亲煮了六个鸡蛋，用红纸包着，送到戴心思的住处。鸡蛋是热的，刚从锅里捞出来，蛋壳上还有水珠。他收下了，但把鸡蛋留在了陈老汉家的灶台上。陈老汉的孙子正长身体，需要营养。他自己没吃，不是不想吃，是胃不允许，胃还在排斥江南的食物。
那个冬天，他的胃落下了病根。起因是有一次下乡，错过了饭点，他饿急了，在老乡家喝了一碗冷粥。粥是隔夜的，结了一层皮，皮是米的精华，稠，滑。他三口喝完，没嚼，直接咽。当晚胃痉挛，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汗水把棉被浸湿了，湿了一大片。
从那以后，每年冬天，他的胃都会抽，抽起来时右手发抖，必须把手塞进裤兜才能止住。这个毛病跟了他一辈子，从1950年到2016年，六十六年。六十六年里，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攥过无数次，指甲掐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印子。
【档案间奏D】
金山县卫生所门诊记录
1950年12月18日
患者：戴心思，男，24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主诉：胃脘剧痛，持续三小时，伴冷汗、呕吐。
诊断：急性胃痉挛，疑似慢性胃炎急性发作。
处理：阿托品片口服，热水袋敷胃部，卧床休息。
医嘱：忌生冷、忌油腻、忌暴饮暴食。建议休养三日。
【备注】患者拒绝休养，次日继续下乡工作。据同宿同志反映，患者夜间曾三次痛醒，每次以右手紧按胃部，未出声。晨起时，枕巾汗湿。
第三章 岛屿
1958年，江阴县。
戴心思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江阴还是个纯农业县。全县没几家像样的工厂，工业产值排在苏州地区末尾。县城里最高的楼是县委大院的两层办公楼，砖混结构，墙皮是水泥抹的，夏天返潮，墙上长出一层白毛，像——不，就是白毛，碱花，一摸掉渣。
他上任第三天，没进县委大院，直接下了乡。秘书小周要跟着，他说，你不用去，我去去就回。小周说，戴书记，这是规矩，领导下乡要有人跟着。他说，规矩是给人定的，我也是人，一个人能走。
他拎着那件旧雨衣，挎着布包，坐江轮渡船过了长江。江轮是烧煤的，烟囱里冒黑烟，煤渣子落在甲板上，被风吹进江里。煤渣是热的，落在手背上，烫，他抖了一下，煤渣掉进江里，嗤的一声，灭了。
他站在船头，风吹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有泪，不是哭，是风刮的。那风是江风，比海风润，比河风硬，混着柴油味和鱼腥气。柴油味是船的，鱼腥气是江水的，两种味混在一起，冲，他咳嗽了两声，痰卡在喉咙里，他咽了。
到了北岸，又换小火轮。小火轮是木壳的，马达声很响，震得脚底板发麻。那麻不是痒，是震，从脚底传到小腿，传到膝盖，传到腰。船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江心岛。岛四面环水，缺淡水，交通极不方便。岛上的老百姓要出岛看个病、孩子上个学，碰上大风大雨，连船都开不了。
戴心思在岛上走了整整一天。早上从东村走到西村，中午在生产队食堂吃了一碗糙米饭。米是新米，糙，没抛过光，发黄，有一股糠味。饭是甑子蒸的，锅底有一层锅巴，锅巴是焦的，黑，苦，他嚼了两下，咽了。菜是一碗咸菜汤，汤里漂着几片菜叶，油花没有，盐味淡。
他吃完，把碗放回窗口，碗底磕在木窗台上，发出一声闷响。窗口里的炊事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接过碗，倒进木桶里。木桶里的剩饭剩菜混在一起，表面浮着一层油膜，油膜是彩色的，被阳光一照，发花。
下午从南村走到北村。他的布鞋湿透了，泥糊在鞋面上，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壳。那壳不是泥，是泥和鞋面之间的空隙，空气进去，泥收缩，裂。他不管，继续走。走久了，鞋底的泥加厚了，厚得像——不，就是厚了，高一截，走路不稳，左脚高，右脚低，身体一歪一歪的。
在东村，他进了一户人家。户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姓李，带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男孩发着烧，脸通红，额头烫手。那烫不是一般的烫，是灼，戴心思的手背贴上去，感觉到一股热气往皮肤里钻，钻得疼。
寡妇说，想送孩子出岛看病，但风大，船停航，已经拖了两天。孩子的眼睛半睁着，眼白发黄，嘴唇干裂，裂口里渗出血丝。戴心思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转身出了门，去找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姓王，正在地里干活。戴心思走到田头，王书记直起腰，两只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泥，迎上来。王书记的裤腿是卷的，卷到膝盖，小腿上全是泥，泥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像——不，就是裂了，一块一块地掉。
戴心思说，东村李家的娃，烧得厉害，得马上送出去。王书记说，风太大，船不敢开。戴心思说，找条小船，我陪着去。王书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去找船夫。那一眼里有东西，戴心思后来想起来，是为难，是怕，怕万一出了事，谁担责。
小船是舢板，只能坐四个人。戴心思抱着孩子，孩子的母亲跟着，船夫摇橹。船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背驼了，摇橹的时候身子一前一后，橹在水里划出一个弧，提出水面时，带起一串水珠，水珠落在船板上，湿，滑。
江面浪高，船身颠簸。那颠不是左右晃，是上下跳，船头翘起来，又砸下去，砸在水面上，发出砰的闷响。孩子哭了几声，没力气了，软在戴心思怀里。孩子的身体是烫的，隔着棉袄都能感觉到那股热，热得戴心思的胸口发闷。
他把棉袄脱下来，裹住孩子。棉袄是棉花的，六斤重，暖和。他自己的衬衫湿透了，是孩子的汗，也是浪打上来的水，贴在背上，风一吹，凉得钻心。那凉不是一般的凉，是刺，从皮肤刺进肌肉，刺进骨头。
船到对岸，他抱着孩子跑了二里地。跑的时候，他的布鞋掉了一只，他没捡，光着一只脚跑。脚底踩在碎石路上，疼，但他没停。卫生院是间土坯房，门口有一条黄狗，黄狗冲他叫，他踢了一脚，狗跑了。
医生打了针，说是青霉素，四十万单位。针头是玻璃的，粗，扎进孩子的屁股，孩子哭了一声，没力气了，只是抽了一下。医生说，再晚来半天，孩子就危险了。戴心思站在卫生院的走廊里，背上的湿衬衫干了，留下一圈白色的汗渍。汗渍是盐的，结晶，摸上去糙，涩。
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攥成拳头，指节发白。胃又在抽，抽得他弯下腰，额头抵在走廊的墙上。墙是石灰刷的，凉，湿，有一股霉味。他保持这个姿势，数了十下，胃的抽痛过去了。他直起腰，发现墙上有他的汗印，一个椭圆形的湿痕。
那天晚上，他住在岛上的大队部。大队部是间土坯房，墙上糊的旧报纸发黄了，边角卷起来。报纸是1952年的《人民日报》，头条是"三反"运动，字是黑的，纸是黄的，对比强烈。他睡在用门板搭的床上，门板上有一条裂缝，裂缝里透进风。
盖的是一床薄棉被。被子里头的棉花是旧的，结块，硬， uneven。他缩成一团，还是冷。他想起蓬莱老家的土炕，炕是热的，烧麦秸，一整夜都暖。这里的床是冷的，木头吸走了身上的热气，被子吸走了身上的热气，连他自己呼出的气都被吸走了。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岛上的小学。小学在祠堂里，柱子蛀了，蛀洞里有白蚁，白蚁的翅膀掉在地上，白，细，像——不，就是白蚁翅膀，一堆，被风吹得转。屋顶漏雨，漏的地方用瓦盆接着，雨大的时候，盆满了，水溢出来，滴在地上，地上有一个个水坑，水坑里有泥，泥是褐色的。
他站在教室里，抬头看。房梁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灯罩裂了，裂纹是放射状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讲台上放着一块黑板，黑板漆剥落，露出底下的木板，板缝里嵌着粉笔灰。粉笔灰是白的，厚，用指甲抠，能抠出一道槽。
一个女教师正在上课，教的是"人、手、口"。孩子们的声音很齐，朗读课文时叽叽喳喳，细碎，热闹。那声音不是读书声，是鸟鸣，一群麻雀在树上吵。戴心思站在后门，听了一节课。下课铃是铜锣，敲一下，声音闷，短，像——不，就是闷短，铜锣被敲了一下，余音被空气吃掉了。
孩子们涌出教室，从他身边跑过。有一个小女孩撞了他的腿，抬头看他，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门牙是刚掉的，牙龈上还有血，红，嫩。他蹲下来，摸了摸女孩的头。女孩的头发上有虱子卵，白色的，粘在发根，一粒一粒，像——不，就是虱子卵，圆的，白的，用指甲掐，咯吱一声，爆了。
他的手顿了一下。顿的那一下，他想起蓬莱老家，小时候他也长过虱子，母亲用篦子给他篦，篦齿是密的，从发根梳到发梢，虱子被梳下来，落在白纸上，母亲用指甲一个个掐死，咯吱，咯吱。那声音他现在还记得。
他没有缩回手，继续摸，从头顶摸到后脑勺。女孩的头发是细的，软的，摸上去像——不，就是细软，和猪鬃不一样，和麦秸也不一样，是人的头发，孩子的头发。
当天下午，他在岛上召开了大队干部会。会是在晒谷场上开的，没有桌子，大家蹲着，或者坐在扁担上。扁担是桑木的，长，滑，坐上去要平衡，不然会翻。戴心思也蹲着，蹲久了，右腿发麻，麻从脚底传到小腿，传到膝盖，像——不，就是麻，针扎一样，他换了个姿势，左腿蹲，右腿伸。
他说，岛上要建卫生院，建中学教学楼。钱，县财政出大头，公社和大队出小头，劳力自己筹。有人嘀咕，县财政那么紧，哪来这笔钱。那嘀咕声不大，但戴心思听见了，是从人群的后排传来的，一个沙哑的声音。
他说，县政府的钱紧一紧，苦不着谁。老百姓看病、上学的事，拖不得。他说完，站起来，腿麻得站不稳，扶了一下旁边的草垛。草垛上有几根稻草粘在他袖子上，他拍了拍，没拍掉。后来是陈寡妇的小女儿帮他拿掉的，小女孩的手指是细的，捏住稻草，一扯，扯掉了。
三个月后，两栋砖木结构的楼动工了。戴心思又来了三次，每次都在岛上住一夜。第一次来的时候，地基刚挖好，坑里全是泥，泥是黑的，混着螺蛳壳，螺蛳壳是白的，尖的，踩上去咔嚓响。第二次来的时候，墙砌到一人高，砖是青砖，砌墙的师傅是外村请来的，手艺好，砖缝是直的，灰浆饱满。
第三次来的时候，楼已经盖到第二层，他爬上去，站在脚手架上。脚手架是毛竹搭的，晃，他扶着竹竿，一步一步往上挪。到了顶上，风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看江面，江水是黄的，混着泥沙，东流去。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腥味，不是鱼腥，是泥腥，江底的泥被翻上来，沤出来的腥。
他忽然想起1949年过江的时候，江水也是黄的。那时候他在船舷上吐，吐出来的煎饼被冲散。现在他站在岛上，脚底下是水泥和砖头，不再晃了。但他的胃还在抽，右手在裤兜里攥着，指节发白，指甲掐进掌心。
岛上的人后来叫他"干事人"。这不是玩笑话，是老百姓给干部最高的夸奖。当年跟着他的年轻干事，后来活到九十岁，提起这事还说，戴书记那时候，鞋上全是泥，裤腿卷着，跟农民一个样。那年轻干事叫张德厚，后来当了公社主任，再后来又当了副县长，退休前最后一次见戴心思，是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戴心思已经离休了，张德厚握着他的手说，戴书记，江心岛那两栋楼，还在。
那两栋楼，一栋是卫生院，一栋是中学教学楼。卫生院在1980年代扩建过，加了一层，变成了三层楼，外墙贴了白瓷砖，瓷砖是白的，亮，刺眼睛。教学楼在1990年代翻修过，屋顶换成了红瓦，窗户换成了铝合金，铝合金是银白色的，推拉的时候有响，咔啦咔啦。
2010年，教学楼因为年久失修，拆了重建。拆的时候，挖掘机一爪子下去，墙倒了，灰扬起来，像——不，就是灰，黄的，厚，呛人。只有那根地基里的水泥桩，还是1958年的。桩子是圆的，直径三十厘米，水泥是人工搅拌的，不均匀，里面有石子，石子是碎的，棱角分明。
桩子上没有刻字，但岛上的老人知道，那下面埋着一个县委书记的脚印。脚印不是真的脚印，是比喻，但老人不说比喻，老人说，戴书记那时候，站在这里，说的那些话，现在还在风里。
第四章 丝绸
1977年到1983年，苏州。
戴心思调回苏州地委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头发花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一根白一根，像——不，就是花白，头发茬子硬，刺手。胃痉挛的毛病还在，每年冬天发作，右手发抖。他住在地委大院的单身宿舍里，房间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脸盆架。
脸盆是搪瓷的，盆底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是朝鲜战场下来的老物件。搪瓷掉了几块，露出黑色的铁，铁锈是红的，一圈一圈，像——不，就是锈，红的，一碰就掉渣。他每天早上用这个脸盆洗脸，水倒进去，盆底的那几个字被水一泡，模糊，像——不，就是模糊，字是红的，水是清的，混在一起，看不清。
他回苏州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办公室，是下乡。地委的司机老周开着吉普车，要送他去吴江。他说，不用，我自己坐车。老周说，戴书记，这是规矩。他说，规矩是给人定的，我也是人。老周说，您这身体，挤长途汽车受得了？他说，老百姓挤得，我挤不得？
他坐了长途汽车，车票八毛钱。车上挤，他站在过道里，手抓着吊环。吊环是橡胶的，磨得发亮，发亮的地方是被无数只手摸出来的，油，滑。他抓着吊环，车一开，惯性把他的身体往后拽，他的手一紧，吊环勒进掌心。
车开了两个小时，到了盛泽镇。盛泽是丝绸之乡，镇上到处都是织机声。那声音不是单一的，是混响，几千台织机同时开，梭子来回飞，声音密集，像——不，就是密集，像暴雨打在瓦片上，但不是雨，是金属撞击，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停不下来。
戴心思走进一家社办工厂，车间里机器轰鸣。那轰鸣不是响，是震，从脚底震到头顶，震得牙齿发麻，震得耳朵嗡嗡。织机的梭子来回飞，声音密集，线绷得紧，断了就接，接了就飞。断线是常事，接线工的手指是快的，一捏，一穿，一拉，线接上了，梭子继续飞。
车间主任姓沈，四十出头，手上全是茧子。茧子不是一般的茧，是织机磨出来的，厚，硬，黄，像——不，就是茧，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用刀片刮，刮不掉。沈主任说，戴书记，我们想把绸缎卖到国外去，但不懂外贸，也不懂外语。
戴心思说，不懂就学。沈主任说，跟谁学？他说，跟上海学。
他回到苏州，给上海外贸公司写了封信。信写了三页纸，字迹歪歪扭扭，有几处涂改。涂改的地方他用刀片刮，刮出一个洞，洞是白的，纸变薄了，透光。他在洞旁边重写，字挤在一起，小，密。信寄出后，他等了半个月，没回音。
他又写了一封，这次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火车是绿皮车，车厢里挤，过道里站满了人，有人坐在行李架上，有人蹲在座位底下。他买的是站票，站在厕所门口，厕所的门是坏的，关不上，臭味飘出来，混着车厢里的烟草味和汗味。
上海外贸公司在黄浦江边，办公楼是洋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响。他爬了四楼，找到了负责丝绸出口的科长。科长姓吴，戴着眼镜，看人的时候眼睛从镜片上方翻出来，那眼神不是轻视，是审视，审视你值不值得他花时间。
吴科长说，苏州的丝绸质量不稳定，外商挑剔。戴心思说，质量怎么不稳定？吴科长说，色差大，一匹布里头，头尾颜色对不上。外商要的是一批货一个色，你们做不到。
戴心思回到盛泽，把沈主任叫来，说，色差的事，怎么解决？沈主任说，染料的配方是老师傅凭经验调的，每批不一样。老师傅姓钱，七十多岁了，眼睛花了，调色靠感觉，感觉靠天气，天气好心情好，颜色就正，天气差心情差，颜色就偏。
戴心思说，那就把配方记下来，量化。沈主任说，老师傅不识字，配方在心里。戴心思说，找人帮他写出来。
他找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姓孙，二十三岁，高中毕业，懂化学。小孙跟着老师傅学了三个月，每天站在染缸旁边，看老师傅调色。老师傅调色的时候，手在染缸里搅，搅到颜色对了，就停。小孙问，怎么算对了？老师傅说，看，看对了就对。小孙说，看什么？老师傅说，看颜色，颜色正了，心里知道。
小孙没办法，买了比色卡，一张一张对。老师傅调出来的颜色，他按比色卡编号，记下来。染料的配比、温度、时间，全部记在本子上。本子写完了，纸是厚的，封面是硬壳的，标题写"盛泽丝绸染色配方记录"，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老师傅的手艺变成了数字。第一批按配方染的绸缎送到上海，色差小了，外商收了货。那是1979年，吴江盛泽的丝绸第一次出口。
装船那天，戴心思没去码头。他在地委办公室的窗前站了一上午，看窗外的香樟树。树是老的，叶子密，风吹过来，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的白。那白不是雪白，是灰白，像——不，就是灰白，叶子背面的绒毛，被阳光一照，发亮。
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攥着，没抖。但胃抽了一下，轻微的，像——不，就是抽了一下，一阵痉挛过去，他咽了一口唾沫，唾沫是酸的，从胃里反上来的。
【档案间奏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1979年8月15日
申报单位：江苏省吴江盛泽丝绸厂
货物名称：桑蚕丝织缎
规格：幅宽114cm，重量16.5mm
数量：500匹
目的国：日本大阪
【查验记录】
外观检验：色泽均匀，无明显色差。手感柔软，光泽度良好。
包装检验：外裹防潮纸，内衬牛皮纸，捆扎牢固。
重量复核：净重12,350公斤，毛重12,680公斤，相符。
【海关批注】
该批货物为江苏省社办企业首次直接出口，此前经由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代理。据厂方代表称，染色配方由该厂技术员历时三个月记录整理，实现了"老师傅手艺数字化"。此表述不规范，已要求更正为"传统工艺科学化记录"。
【附：厂方技术员说明】
"钱师傅调色，靠眼睛看，靠手摸。我做不到他那样，我只能用比色卡对，用天平称，用温度计测。他调出来的颜色，我编号为SZ-001到SZ-127。现在SZ-001到SZ-050已经能稳定复制了，后面的还在试。钱师傅说我这是死办法，我说死办法比没办法强。"
【海关经办人签字】王建国
【复核人签字】李淑芬
【备注】据苏州地委办公室电话记录，地委书记戴心思曾于1979年8月14日致电上海外贸公司，询问该批货物通关进度。电话中戴书记未提及个人职务，自称"老戴"，要求对方"尽快办，农民等着钱买化肥"。
第五章 螺丝
1983年春天，苏州市委大院那棵玉兰花开的时候，戴心思正在看市管县的合并方案。秘书敲门进来，说江阴那边来人了。他抬起头，窗外的玉兰花落在窗台上，白得——
他没有看完那朵玉兰。他低下头，继续看文件。
新班子刚搭起来，千头万绪。机构怎么合并，老干部怎么安排，经济怎么搞，怎么对接上海的资源，全是难题。市委大院里人心浮动，原苏州市的干部和原苏州地区的干部互相打量，眼神里有试探，有防备。原苏州市的干部觉得地区来的土，原地区的干部觉得市里的滑。走廊里遇见，点头，笑，笑完转身，脸上的肉就松下来，垮成另一副模样。
戴心思还是那副老样子，不张扬，不喊口号。他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天天往街巷、往乡镇跑。车是1977年调回苏州时买的，凤凰牌，黑色，车架上有一道划痕，是有一次下乡时被路边的树枝刮的。划痕很深，漆掉了，露出银白色的金属。那金属不是不锈钢，是普通钢，锈了，银白色上生出褐色的点，点越来越大，连成了片。
五十七岁的人了，上下班不坐专车。地委大院里有几辆上海牌轿车，黑色的，擦得锃亮，轮胎是白的，白圈，每周擦一次，擦得能照见人影。司机班的老周几次要出车送他，他摆摆手，说，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能走路骑车，自己的腿怎么就金贵了。老周说，戴书记，您这膝盖，医生说要少爬坡。他说，苏州没坡，都是平路。老周说，平路也得蹬啊。他说，蹬惯了，不蹬，腿生锈。
老苏州的窄巷子，汽车开不进去，他推着车就能钻进去。巷子里的石板路高低不平，石板是花岗岩的，长条形，一头高一头低，被无数双脚踩得光滑。车轮碾过去，颠簸，车铃叮铃响。车铃是铜的，按钮是塑料的，按钮裂了，按下去有时响，有时不响。响的时候声音脆，短，余音被巷子里的墙吸掉了，吸得干干净净。
他推着车，车把上挂着布包，包里装着笔记本和搪瓷缸子。缸子是旧的，搪瓷掉了几块，露出黑色的铁，铁锈是红的，一圈一圈。缸子里有时泡着浓茶，茶叶是金山县的老乡去年寄来的，粗梗大叶，涩得舌头发麻。泡三泡就没味了，水变成褐色，浊，他也不管，继续喝，喝到茶叶沉在缸底，像一层泥。
蹲在巷口跟老百姓聊柴米油盐。问老房子漏不漏雨。漏，怎么不漏，瓦碎了，椽子烂了，一下雨屋里摆七八个盆，盆是搪瓷的，红的，绿的，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工资够不够花。够什么，孩子下乡回来没工作，在家吃闲饭，吃父母的，吃得父母心慌。菜价涨到了几分。青菜八分，萝卜五分，肉一块二。聊完就掏出小本子，靠在车把上记几笔。
本子是小学生的作业本，纸薄，钢笔水洇过去，背面也看得见字。他记了很多：东街口的老张反映屋顶漏雨，三个月了没人修；丝绸厂的老李说，女儿下乡回来没工作，在家待业；菜场的王婶说，青菜涨到了八分一斤，比上月贵了两分。字写得歪歪扭扭，笔画挤在一起，墨淡了，他哈一口气，继续写。
记完了，他把本子塞回布包，蹬车回地委。到了办公室，把本子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地批。屋顶漏雨的，批给房管局；待业青年的，批给劳动局；菜价贵的，批给物价局。批完了，让秘书送出去。秘书说，戴书记，这些小事，您不用亲自批。他说，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秘书说，可您现在是市委书记，管大局。他说，大局就是小事堆起来的，小事塌了，大局就是个空壳。
他对干部的作风要求极严。下基层不准搞迎来送往。宴请，不吃。礼品，不收。有一次，一个县的领导听说他要来，提前在路口等，还准备了午饭。他到了，看见路口站了一排人，有公社书记，有大队长，有会计，还有几个穿中山装的，不认识。脸就沉了。他说，我来是办事的，不是来吃饭的。你们站在这里，地里的活谁干？
那顿饭没吃。他在村里的小店里买了一碗馄饨，八分钱，自己掏的。馄饨是菜肉馅的，皮厚，馅少，汤里有虾皮和紫菜，紫菜是碎的，漂在汤面上，黑的，软，被汤泡得发胀。他坐在小店的条凳上，条凳是松木的，矮，他腿长，坐下去膝盖顶到了胸口。他端着碗，热气熏得眼镜片发白。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吃。吃完，把碗放回柜台，碗底磕在木柜台上，发出一声闷响。柜台是杉木的，面上有一层油，油是长年累月擦出来的，黄，亮，粘手。
店主是个老头，姓孙，独眼，左眼是假的，玻璃球，不动。孙老头说，同志，您这穿着，像个干部。他说，什么干部，老百姓。孙老头说，老百姓哪有戴眼镜的。他说，老百姓也有近视的。孙老头笑了，露出缺了两颗的门牙，牙是黑的，蛀的。戴心思也笑，笑的时候胃抽了一下，轻微的，他用手按住胃部，按了十秒，松手。
开会能短则短，一上午能开完的，绝不拖到下午。他主持会议，不说废话，开门见山。有一次，一个局长汇报工作，念了二十分钟的稿子，稿子打印得整齐，宋体字，四号，页码在右下角。他打断说，念稿子我不如你，说干货。局长愣了一下，放下稿子，开始脱稿讲。讲了三分钟，讲完了。他说，这就对了。散会。局长出门时，脸是红的，汗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角，他用手背擦，擦得眼睛发红。
他还经常搞"突然袭击"，骑着车就下了乡。有一次去昆山，事先没通知，直接骑到了公社。公社的干部正在开会，会议室坐满了人，烟雾缭绕，空气里全是烟草味。他推开门，站在门口，没说话。会议室里静了，所有人都看着他，烟含在嘴里，忘了吐，从嘴角冒出来。
他说，你们继续开，我听听。会开完了，他把公社书记叫到一边，说，干部坐在会议室里，地里的草谁除？
公社书记姓赵，四十多岁，胖，脖子上有一圈肉，出汗，汗渍在领口形成一圈白色的盐花。赵书记说，戴书记，我们这是研究春耕。他说，研究？坐在屋里研究？田里去看过没有？赵书记说，去过去过，上周刚去过。他说，上周的苗和这周的不一样，再去。赵书记的脸红了，红到耳根，红到脖子，和领口的盐花混在一起，像——不，就是红了，血往上涌，皮下的毛细血管扩张。
戴心思没再说，蹬车走了。链条咔啦咔啦响，赵书记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背影是瘦的，背有点驼，骑车的姿势是往前倾的，肩膀耸着，头往前伸。赵书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痰是黄的，浓，落在石板路上，不渗，浮在表面。
那几年，苏南的乡镇企业越办越红火，"苏南模式"慢慢有了雏形。苏州对接上海的合作项目，他一份份亲自过目。无数个晚上，他在办公室逐字推敲合作文件。办公室的灯亮到深夜，窗户上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投在院子里。影子是他的，头低着，肩膀耸着，一动不动，窗帘是白的，影子是黑的，黑在白的上面，显眼，孤独。
他看文件看得很细，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有一次，一份合同里把"利润"写成了"利涧"，他圈出来，批了一句："涧是水，润是湿，利润是钱，字错了，意思就歪了。"秘书看到批语，脸红了，红到耳根，连夜改过来。还有一次，一份协议里的数字，小数点后面多写了一个零，他算了一遍，发现不对，把秘书叫来，说，这个数字，再核。秘书核了一遍，果然是错的。他说，数字是硬的，错一个字，可能亏几十万。秘书说，戴书记，您眼睛真毒。他说，不是毒，是怕。怕错，怕对不住人。
1985年春天，玉兰花落尽，叶子长出来的时候，他转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消息下来的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办公室朝南，窗外的香樟树叶子密了，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的白。他看着那片白，右手在裤兜里，攥着，指节发白。他没有哭，没有叹气，只是坐着，坐得屁股发麻，麻从臀部传到大腿，传到小腿，像——不，就是麻，针扎一样，他站起来，走了两步，麻过去了。
他没有骑车回家。他步行，从市委大院走到人大宿舍，走了四十分钟。路过观前街，车铺已经关门了，哑巴师傅不在。他站在车铺门口，看门板上贴的一张纸，纸是旧的，写着"修车、打气、补胎"，字是毛笔写的，墨淡了，"胎"字最后一笔拖出了一个尾巴，尾巴是干的，裂了，风一吹，纸角翻卷，啪啦啪啦响。
他继续走，走到一座桥上。桥是石拱桥，桥栏上刻着花纹，花纹被雨水蚀了，模糊，看不清是龙还是云。他扶着桥栏，看河水。河水是绿的，漂着几片落叶，叶子是黄的，被水推着，转着圈，往下游去。他的胃开始抽了，右手在裤兜里攥成拳头。他弯下腰，额头抵在桥栏上，石头凉，湿，有青苔的滑。他保持这个姿势，数了十下，胃的抽痛过去了。他直起腰，继续走，步子比刚才慢。
人大宿舍在三楼，没有电梯。他爬楼梯，膝盖咔咔响，响了两声，左一声，右一声，不对称。到了门口，摸钥匙，钥匙在布包里，和搪瓷缸子碰在一起，发出金属的脆响。他开门，进屋，没开灯，坐在床沿，坐了很久。黑暗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粗，重，带着痰音。他咳嗽了两声，痰卡在喉咙里，咽下去了。他躺下，被子是薄的，春天的被子，不够暖。他蜷缩着，膝盖顶在胸口，这个姿势能缓解胃痉挛。
他睡着了。梦里他在过江的木帆船上，船在晃，浪在拍，他在吐。吐出来的不是煎饼，是文件，文件上有字，字是"利润""合并""干部安置"。文件落在江水里，不沉，漂着，被浪推来推去。他伸手去抓，抓不到。碎纸被浪推远了，变成了白色，在黄色的江水里，显眼，刺眼。
他醒了。天亮了，窗帘缝里透进白光。他躺在床上，右手还在裤兜里，攥着，指节发白。他把手抽出来，摊开，掌心有四个月牙形的指甲印，红的，深的。他看着那四个印子，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搓了搓。
第六章 碎纸
1985年春天，卸任前夜。
戴心思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办公室是朝南的，窗户对着院子里的香樟树。树叶子密，把阳光剪碎了，洒在地上，斑斑驳驳。那斑驳不是图案，是光，被叶子过滤后的光，圆的，扁的，动的，随风晃，晃到墙角，晃到桌腿，晃到他的鞋面上。
他坐在藤椅上，藤椅是旧的，坐面塌陷，他垫了一个棉垫。棉垫是母亲做的，1977年调回苏州时带来的，棉花是蓬莱的，被里的布是土布的，灰蓝色，洗得发白。垫子是软的，但坐久了，棉花结块，硬， uneven，硌屁股。他挪了挪屁股，找到一个相对平的位置，又陷下去。
文件装了三个纸箱，从地上堆到桌沿。纸箱是旧的，装过肥皂，箱面上印着"上海药皂"，红字，蓝底，字是繁体的，"皂"字上面一撇很长。他一份一份地翻，翻得慢，手指在纸面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响。有些文件他记得，有些不记得。时间太长了，四十年的纸，堆在一起，就是纸，黄的，脆的，边缘卷了，纸纤维疲劳，往里卷，卷成筒状，一碰就裂。
翻到一份1958年的文件，是关于江心岛卫生院的拨款单。拨款单上的字是刻版油印的，黑，粗，数字是手写的，墨水洇开了，"叁仟元"的"仟"字洇成了一个墨团。他看着那个数字，三千元，当时是一笔大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十年的工资。他想起岛上的水泥桩，想起那个发烧的孩子，想起船夫摇橹时驼背的弧度，想起那碗糙米饭的糠味。他把拨款单放到一边，不扔，要带走。
再翻，翻到一份1970年的，省体委的干部鉴定。上面写着"有时过于固执，有本位主义倾向"。他笑了笑，笑的时候嘴角往左边歪，是胃痉挛时的习惯性表情。他把这份也放到一边，压在拨款单上面。
抽屉深处有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邮戳是1977年的，蓬莱老家寄来的。信纸已经脆了，边缘卷曲，黄，薄，一碰就碎。他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是多久？三分钟，五分钟，他忘了时间，忘了窗外的光在移动，忘了自己的腿麻了。
信是堂兄写的。堂兄叫戴心忠，比他大三岁，一辈子没出过蓬莱，在潮水镇种地。堂兄的字难看，比他还难看，一笔一划，横不平，竖不直，字是扁的，挤在一起，像——不，就是难看，墨汁蘸多了，洇开了，字的边缘毛糙。信里说，侄子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想在城里找个工作。堂兄知道他在苏州当大官，求他给侄子安排个差事。信的最后一句是："咱戴家就你出息了，拉一把侄子，算哥求你。"
那个"求"字，写得特别大，墨重，力透纸背，纸背凸起了一个印，印是凸的，摸上去能感觉得到。他1977年收到这封信，没回。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那时候他刚调回苏州，地委副书记，管干部。他如果开了这个口，以后怎么办？侄子安排了，外甥要不要安排？老乡要不要安排？他把这个信塞进了抽屉最深处，上面压了一堆文件，一压就是八年。
八年里，他换过办公室，从地委到市委，从市委到人大。每次搬家，他都把这封信带着，不让人看见，自己塞在新抽屉的最深处。有时候半夜醒来，他会想起这封信，想起堂兄写"求"字时手抖的样子，想起"咱戴家"三个字，想起潮水镇的海风。但他白天一忙，就忘了。不是真的忘了，是压下去了，压在文件底下，压在抽屉深处，压在胃的底部，和胃痉挛一起，隐隐地疼。
现在他要走了，市委书记不当了，人大主任是个闲职。他可以把这封信撕了，或者烧了，或者带回家里，压在床底下，压到死。他盯着信看了三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到墙角。
墙角有一台碎纸机。碎纸机是手摇的，铁的，摇柄生锈了，锈是红的，一碰就掉渣。他坐下来，把信纸展开，展的时候，信纸发出一声脆响，边缘掉了一小块，纸屑落在地上，白，细，像——不，就是纸屑，轻的，被风一吹，滚到墙角，卡在踢脚线的缝里。
他把信纸塞进碎纸机的进纸口。进纸口是扁的，铁片做的，边缘锋利。他摇了两下摇柄，咔啦，卡住了。信纸太脆，卷进了齿轮里。齿轮是铁的，齿尖钝了，磨圆了，但还能咬，咬住了信纸，不松。
他伸手去掏。手指伸进进纸口，触到了信纸，信纸是糙的，纤维断了，像——不，就是糙，磨砂的感觉。他捏住信纸，往外拉。齿轮突然转了一下，不是他摇的，是回弹，弹簧的力。纸片割破了手指，从指尖划到指根，皮翻卷着，血渗出来，渗得很快，一滴，两滴，三滴，滴在1977年的邮戳上。
邮戳是蓝色的，圆形的，盖在信封的右上角，邮戳里有"山东蓬莱"四个字，字是反的。血是红色的，一滴，两滴，三滴。红色和蓝色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发紫的颜色。那紫色不是纯紫，是红里透蓝，蓝里透红，淤血的颜色。他看着那个颜色，看着血在邮戳上扩散，扩散到"蓬莱"两个字上，把"蓬莱"染成了紫的。
他没有包扎。没有创可贴，没有纱布，没有碘酒。办公室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纸，只有文件，只有这台碎纸机。他把带血的纸片从碎纸机里扯出来，扯的时候，纸片撕裂了，发出一声细响，纸纤维断裂的声音，轻微，但清晰，像——不，就是细响，像琴弦断了，但不是琴弦，是纸，是1977年的纸，是堂兄的手碰过的纸。
他把纸片扔进垃圾袋。垃圾袋是黑色的，半透明，血纸落在袋底，能看见一团暗红，暗红在黑的衬托下，更深，更沉。他把垃圾袋系紧，系成了一个死结。系的时候，他的右手在抖，不是胃痉挛的抖，是疼的抖，是冷的抖。伤口不深，但长，从指尖到指根，皮翻卷着，血凝成一条细线，细线变粗，变成一条血痂。
他回到桌前，看着手指上的伤口。伤口在右手食指，食指的指甲旁边，血痂是黑的，边缘是红的，红的周围是白的，皮肤被割开后的白，没有血色的白。他舔了一下伤口。舌头是湿的，温的，碰到血痂时，血痂软化，化开，血的味道渗出来。
咸的。腥的。和1950年在金山县喝冷粥时吐出来的胆汁一个味。和1977年过江时吐出来的煎饼一个味。和1983年批文件时墨水洇出的黑点一个味。三种味混在一起，在舌尖上，在胃里，在记忆里。
窗外的香樟树叶子被风吹得响，哗啦啦的，像——不，就是哗啦啦，叶子摩擦叶子，叶柄摩擦枝条，枝条摩擦树干，一层一层地传上来。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潮气，苏州春天的潮，黏，闷，闷得人喘不过气。他深吸了一口气，肺里头凉了一下，然后是一种钝痛，不是胃痉挛，是别的，他说不清，是空，是掏空了以后的疼。
他关上窗户，回到藤椅前，坐下。藤椅发出一声吱呀，棉垫滑了一下，滑到左边，他臀部的右边悬空。他把棉垫扶正，手按在垫子上，感觉到里头的棉花已经结块，硬， uneven。他按了按，棉花陷下去，弹不起来，像——不，就是弹不起来，棉花死了，纤维断了，失去了弹性。
那天晚上，他没骑车回家。他步行，从市委大院走到人大宿舍，走了四十分钟。路过观前街，车铺已经关门了，哑巴师傅不在。他站在车铺门口，看门板上贴的一张纸，纸是旧的，写着"修车、打气、补胎"，字是毛笔写的，墨淡了，"胎"字最后一笔拖出了一个尾巴，尾巴是干的，裂了。
他继续走，走到一座桥上。桥是石拱桥，桥栏上刻着花纹，花纹被雨水蚀了，模糊。他扶着桥栏，看河水。河水在夜里是黑的，反光，路灯的影子碎在水面上，晃，晃成一片一片的，像——不，就是晃，光在水波上折射，拉长，变形，碎掉。他的胃开始抽了，右手在裤兜里攥成拳头。他弯下腰，额头抵在桥栏上，石头凉，湿，有青苔的滑。他保持这个姿势，数了十下，胃的抽痛过去了。
他直起腰，继续走，步子比刚才慢。慢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重。身上重，脚重，连影子都重，影子拖在地上，被路灯拉得很长，长得不像他自己的。
人大宿舍在三楼，没有电梯。他爬楼梯，膝盖咔咔响。到了门口，摸钥匙，钥匙在布包里，和搪瓷缸子碰在一起，发出金属的脆响。他开门，进屋，没开灯，坐在床沿，坐了很久。黑暗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粗，重，带着痰音。他咳嗽了两声，痰卡在喉咙里，咽下去了。他躺下，被子是薄的，春天的被子，不够暖。他蜷缩着，膝盖顶在胸口，这个姿势能缓解胃痉挛。
他睡着了。梦里他在过江的木帆船上，船在晃，浪在拍，他在吐。吐出来的不是煎饼，是碎纸，碎纸上有血，血里有字，字是"戴家就你出息了"。碎纸落在江水里，不沉，漂着，被浪推来推去。他伸手去抓，抓不到。碎纸被浪推远了，变成了白色，在黄色的江水里，显眼，刺眼，像——不，就是白色，纸的白，在浑黄的江水里，白得刺眼，白得让人心疼。
他醒了。天亮了，窗帘缝里透进白光。他躺在床上，右手还在裤兜里，攥着，指节发白。他把手抽出来，摊开，掌心有四个月牙形的指甲印，红的，深的。食指上的伤口结了痂，痂是黑的，硬，边缘翘起，一块黑皮，附在手指上，像——不，就是一块痂，是身体对伤口的修补，是时间对疼痛的覆盖。
他起床，洗脸，用那只搪瓷脸盆。水倒进去，盆底"赠给最可爱的人"几个字被水一泡，模糊。他看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受伤的手指伸进水里，水碰到伤口，疼，刺疼。他没有缩手，保持手指在水里，直到疼变成了麻，麻变成了无感觉。
第七章 瓦
1992年秋天，苏州。
戴心思已经离休两年。离休后的生活很单调，早上六点起床，打一套太极拳，拳是老年大学学的，动作慢，软，没有劲。打完拳，吃早饭，早饭是粥，咸菜，一个煮鸡蛋。鸡蛋煮得老，蛋黄发青，他喜欢吃这种，说香。
上午看报纸，《苏州日报》《新华日报》，从头到尾看，连中缝的广告都不放过。看到错别字，他用铅笔圈出来，圈得很细，不涂改，只是圈。报纸看完了，叠好，放在茶几上，等收废品的来收。
但他还保持着骑车的习惯。那辆二八大杠更旧了，链条换了三次，现在是第四根，骑起来咔啦咔啦响，声音比原来大，金属疲劳，链节之间的间隙大了，撞击声发空。车铃彻底哑了，按下去，铜片不震，只是闷响一声，像——不，就是闷响，像咳嗽咳不出来，卡在喉咙里。
他听说平江路一带要拆迁。平江路是老街，石板路，老房子，粉墙黛瓦。他年轻时骑车走过无数次，巷子窄，他推着车走，车把蹭着墙，墙皮掉渣，白灰沾在车把上。现在要拆了，建商业街，招商引资，盖玻璃幕墙的大楼。
他骑车去了。车铃哑了，按不响，他不用车铃，遇到人，喊一声，让一让。声音是哑的，公鸭嗓，老了，更哑，像——不，就是哑，声带松弛了，气不足，喊出来的声音飘，散。路人回头看他，一个老头，骑一辆旧车，穿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扣子掉了两颗，用别针别着。
拆迁现场已经围了很多人。挖掘机是黄色的，大，履带粗，停在路边，发动机没熄火，突突突地响，冒黑烟。烟是柴油的，呛人，戴心思咳嗽了两声，痰卡在喉咙里，他咽了，咽得费劲，痰是黏的，粘在喉咙壁上。人群里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老人坐在门槛上，门槛是木的，被屁股磨得发亮。妇女抱着孩子，孩子的脸埋在母亲肩头，只露出一只眼睛，眼睛是黑的，亮，看着挖掘机。
墙上用红漆写着"拆"字，字是美术体，大，醒目，漆还没干，往下淌，红漆浓稠，重力拉扯，形成泪痕状的尾巴。门板上贴着公告，白纸黑字，盖着公章，内容是拆迁补偿方案。字小，他眼睛花了，凑近看，鼻尖几乎碰到纸，纸是糙的，扎鼻子。
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八百元，安置房在郊区。一个老太太拉住他的袖子，说，老戴，你给评评理，这房子是我爷爷盖的，一百多年了，八百块一平米？他认出了她，是菜场卖豆腐的，姓周，男人早年工伤死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他说，周婶，别急，我看看。
他看完了，直起腰，腰里发出一声咔。他走到挖掘机前面。挖掘机司机是个年轻人，戴墨镜，嘴里嚼着口香糖，口香糖是绿的，在嘴里翻来翻去。戴心思说，师傅，先别动。司机说，老头，让开，危险。他说，我不动，你也别动。
司机摘下墨镜，看了他一眼，不认识。司机说，你是干嘛的？他说，我住这附近，来看看。司机说，看可以，站远点。他说，这房子，不能就这么拆。
这时，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胖，肚子大，皮带勒在肚子下面，衬衫的下摆从裤腰里跑出来，一截白。他是区建委主任，姓马，以前是戴心思的下属，在江阴时当过公社干事，跟在他后面跑过江心岛。马主任看见戴心思，愣了一下，脸上的肉僵了，像——不，就是僵了，笑到一半，停住了，嘴角还翘着，但眼睛不笑了，眼珠子转了一下，在判断形势。
马主任挤出笑，说，哟，戴老，您怎么来了？戴心思说，我来看看。马主任说，这是区里的重点工程，市里批的。戴心思说，批了，也得问问老百姓。马主任说，问了，补偿方案公示了。戴心思说，公示了，老百姓同意吗？
马主任的笑僵在脸上，嘴角还翘着，眼睛不笑了，眼皮垂下来，看着戴心思的胸口，不看他眼睛。他说，戴老，您已经离休了，这些事，您不用操心。这句话表面客气，实际是逐客，是划界，是说你已经不在局里了。
戴心思说，我住在这城里，闻着灰，听着响，不操心？他蹲下来，捡起一块瓦片。瓦片是灰色的，弧形，瓦面上有纹路，纹路是手工压的，一道一道，不规整，有的深，有的浅，有的歪。瓦片的边缘缺了一角，缺口是老的，风化痕迹，摸上去糙，不割手。
他翻过瓦片，瓦背面有字，是烧瓦时印的，模模糊糊，能认出"光绪"两个字。字是楷体的，但烧变形了，"绪"字的绞丝旁糊成了一团。他说，马主任，你看，这瓦是光绪年间的。马主任说，戴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说，新的来了，旧的没了，人怎么知道从哪来？
马主任不说话了，脸上的肉在抖，不是怕，是尴尬，是烦，是觉得难缠。他挥挥手，对司机说，先歇会儿。司机关了发动机，突突声停了，现场突然安静，安静得让人不适应，像——不，就是安静，突然没了噪音，耳朵还在嗡嗡，幻听。人群里有人咳嗽，有人小声说话，有孩子的哭声，哭声是细的，远的。
戴心思把那块瓦片放进口袋。口袋是中山装的下兜，兜深，瓦片沉，坠得衣服往下拉，左边低，右边高，身体歪斜。他站起来，扶着腰，走到他的自行车旁。他推着车，挤出人群，车轮碾过一块碎瓦，发出咔嚓一声，碎瓦裂成两半，一半卡在轮胎的花纹里，他不管，继续推。
他骑车回家，骑得很慢。路过一座桥，桥还在，石拱桥，桥栏上的花纹被雨水蚀了。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瓦片，看了一会儿。瓦片上的"光绪"两个字被他的手指摸脏了，灰的，模糊。他用袖口擦了擦，袖口是灯芯绒的，擦过瓦面时发出沙沙的响。
他回到家，把瓦片放在天井里，靠着那辆二八大杠的车轮。瓦片是灰的，车轮是黑的，青苔是绿的，三种颜色在一起，不搭，但真实。他蹲下来，用袖口擦了擦瓦片，擦了三下，第一下从左到右，第二下从右到左，第三下是转着圈擦的。然后站起来，扶着腰，进屋了。
第二天，拆迁继续。挖掘机开了，房子倒了，灰扬起来，黄的，厚，呛人。戴心思没去。他坐在家里的藤椅上，听远处的轰隆声。那声音不是连续的，是间歇的，拆一栋，停一下，再拆一栋。每停一下，他就数一个数，数到十七，停了。
十七栋老房子，变成了十七堆瓦砾。
他口袋里的那块瓦片，成了最后一块。他后来把它垫在了二八大杠的脚架下面，脚架不稳，瓦片平，垫上去，稳了。每次他擦车，都会看见那块瓦片，灰的，上面有"光绪"两个字，字被泥糊了，越来越模糊。
但瓦片还在。车还在。人不在了。
第八章 锈
1994年到2009年，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戴心思当人大主任的那些年，苏州的变化很大。高楼大厦起来了，马路拓宽了，自行车道变成了机动车道。他的二八大杠在机动车道上骑，显得慢，显得旧，显得不合时宜。汽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喇叭声刺耳，他不为所动，继续蹬，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声。那咔声不是关节响，是软骨磨损，骨头碰骨头，干磨，没有润滑液。
他提议过一件事：在古城区保留一条自行车专用道。提案交到市政府，回复是：城市规划已经定了，不好改。他没再坚持。但在一次视察中，他特意骑了车，从古城区的新民路骑到拙政园，用了二十分钟。回来后，他在人大会议上说，二十分钟，汽车要四十分钟，堵车。自行车快，但自行车没地方走。他说完，会场静了，没有人接话。静不是因为认同，是因为尴尬，一个老头在说一件过时的事。
提案没有通过。他也不再提。但他继续骑车，骑到不能再骑为止。
他每周去一次菜市场，骑那辆车。菜场的地面是水泥的，湿滑，有烂菜叶子，菜叶子被踩烂了，汁水渗出来，和泥混在一起，变成褐色的浆。他推着车走，车轮碾过菜叶，发出噗嗤的响，那响不是脆的，是闷的，湿的东西被挤破的声音。
他买青菜，买豆腐，买河虾。河虾是小河沟里摸的，个头不大，壳软。他蹲在摊前，用手拨弄虾，挑活的。活虾蹦，在塑料盆里跳，溅出水花，水花落在他的裤腿上，湿一片。死虾不动，浮在水面，壳发白，眼珠子是黑的，凸出来。他捏起一只活虾，虾在指间扭，尾巴弹他的手背，凉，滑。
卖虾的是周婶，那个寡妇，男人早年工伤死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孩子都长大了，女儿嫁到了郊区，儿子在工厂当钳工。周婶老了，头发白了一半，用一根黑色发卡别在耳后，发卡是塑料的，掉了漆，露出里面的白。她知道戴心思是人大主任，但从来不叫官衔，叫"老戴"。
她说，老戴，今天的虾鲜，刚捞的。他说，称半斤。她说，好嘞。她称虾的时候，手在盆里拨，拨得水响。虾称好了，装在塑料袋里，袋子是薄的，透明的，虾在里头蹦，把水溅出来，溅在袋子的内壁上，形成水珠，水珠往下滑，滑到底部，积成一汪。
他接过袋子，挂在车把上，骑车回家。虾在袋子里蹦了一路，到家，死了三只。他把死虾挑出来，扔进了垃圾桶，活虾倒进盆里，倒上水。水是从自来水管接的，有漂白粉味，虾在水里沉了一下，然后浮起来，游，但游得慢，缺氧。
他做饭，手艺不好。青菜炒得黄，火大了，叶绿素分解，菜叶软塌，出水。豆腐煎得碎，锅没烧热就下豆腐，豆腐粘锅，翻过来，碎成渣。他坐在小桌前，一个人吃，吃得很慢，嚼得久，牙齿不好，左边的大牙蛀了，用右边嚼，右边也松了，嚼久了腮帮子酸。
电视开着，播的是新闻联播，他听，不看。听到苏州的事，他抬起头，看屏幕，看到一半，又低下头，继续吃。屏幕里的苏州是新的，高楼，立交桥，霓虹灯。他嘴里的青菜是黄的，软的，和屏幕里的苏州不在一个图层上。
1994年，他正式离休。离休那天，他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秘书，交完，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办公室朝南，窗户对着院子里的香樟树。树叶子密，把阳光剪碎了，洒在地上。他走到窗前，看楼下的车棚。车棚里停着很多车，有摩托车，有助力车，有崭新的自行车，漆是亮的，红，蓝，银。他的那辆二八大杠在最里面，车座上积了一层灰，灰是白的，均匀，像——不，就是灰，一层，覆盖在车座上，把原来的白盖住了。
他下楼，走到车棚，用袖子擦了擦车座。灰擦掉了，露出底下的白，白里透着黄。他推着车，走出大院，骑上去。链条咔啦咔啦响，车铃哑了，按不响。他骑得很慢，路过一座桥，桥坡陡，他下来推。在桥顶，他停下来。这是他1985年卸任时歇过脚的地方。桥下的河水还是绿的，漂着落叶，叶子是黄的，被水推着，转着圈，往下游去。
他看了一会儿，继续走。回到家，他把车推进天井。天井里有青苔，他上次擦车是三天前，青苔又长高了，漫过了脚蹬子。他蹲下来，用一根木棍刮青苔，刮了三下，木棍断了，断口是白的，木的纤维，参差不齐。他站起来，扶着腰，腰里咔了一声，他停了一下，等那声咔过去，进屋了。
车停在天井里，链条锈了，轮胎瘪了，车座的白更深了。
离休后的生活很单调。早上六点起床，打一套太极拳。拳是老年大学学的，动作慢，软，没有劲。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手在空中划弧，弧是虚的，没有对手，没有力道，手划过去，空气没有反应。他的膝盖弯不下去，下蹲时身体晃，手在空中抓一下，抓不到东西，只是维持平衡。一套拳二十四式，他打到第十二式就忘了下一式，站在原地，手悬在半空，想，想不起来，就收了势，不打了。
早饭是粥，咸菜，一个煮鸡蛋。鸡蛋煮得老，蛋黄发青，他喜欢吃这种，说香。粥是隔夜饭煮的，稠，锅底有一层锅巴，他刮下来，嚼，嚼得响，咔嚓咔嚓，牙齿和锅巴碰撞的声音。咸菜是周婶送的，雪里蕻腌的，咸，他切得碎，碎末撒在粥上，用筷子搅，搅匀了，喝。
上午看报纸，《苏州日报》《新华日报》，从头到尾看，连中缝的广告都不放过。看到错别字，他用铅笔圈出来，圈得很细，不涂改，只是圈。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报道里把"再接再厉"写成了"再接再励"，他圈出来，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问号是歪的，笔画细，没力气。还有一次，把"苏州"写成了"苏洲"，他圈出来，用笔在边上写了"州"字，字是正的，但小，挤在角落里。
报纸看完了，叠好，放在茶几上，等收废品的来收。收废品的是个老头，蹬三轮车，车上绑着纸板，纸板是旧的，印着"海尔冰箱"，字褪色了。老头说，老戴，报纸卖？他说，卖。老头称，一斤两毛五。他接过钱，五毛，硬币，凉的，滑的。他把硬币放在搪瓷缸子旁边，缸子里泡着茶，茶叶沉在底，水面上漂着一片叶子，叶子是绿的，但泡烂了，边缘发黑。
中午睡一小时，睡不着，躺着，听窗外的蝉鸣。蝉鸣很响，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声音密，吵。他不开窗，把窗帘拉上，窗帘是蓝布的，厚，拉上以后屋里暗了，蝉鸣隔着玻璃，变得闷，远，像——不，就是闷远，声音被玻璃过滤了一层，高频没了，只剩下低频的嗡嗡，像耳鸣，像脑子里有根弦在颤。
他躺在床上，眼睛闭着，眼前不是黑的，是红的，眼皮薄，透光，血丝的网。他数自己的呼吸，一，二，三，数到十七，乱了，从头数，一，二，三。胃偶尔抽一下，轻微的，他把手按在胃部，按十秒，松手，抽痛过去。
下午出门，骑车。车越来越旧，骑起来费劲，他骑得很短，就在附近转，转一圈，二十分钟。路过菜场，他下车，买一把青菜，或者一块豆腐。卖菜的都认识他，叫"老戴"。他说，今天的青菜好。卖菜的说，老戴，你天天买青菜，不吃肉？他说，胃不好，肉腻。卖菜的笑，笑的时候露出金牙，牙是镶的，黄的，亮。
他的胃痉挛越来越频繁，不仅冬天发作，夏天也发作。发作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右手攥着床单，指节发白，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在枕头上，洇出一个湿印。床单是的确良的，滑，汗在上面不渗，积成一个水洼，水洼是椭圆的，边缘模糊。他不叫，不喊，只是喘气，粗，重，喉咙里有一种呼噜声，像——不，就是呼噜，痰在气管里，随呼吸震动。
等那阵抽痛过去，他爬起来，倒一杯温水，慢慢喝，一口一口。水温吞，滑过喉咙，进胃里，胃还是抽，但轻了。他坐在床沿，背驼着，头低着，看着手里的杯子。杯子是玻璃杯，透明的，杯壁上有一道裂痕，裂痕是竖的，从杯口延伸到杯底，不漏水，但存在。他看着那道裂痕，看了很久，然后喝了一口水，水从裂痕旁边流过，没有碰到裂痕。
1998年，他摔了一跤。是在菜场门口，地上有一摊水，是鱼贩子倒的，鱼血水，混着鱼鳞，滑。他没看见，脚踩上去，鞋底是橡胶的，但磨平了花纹，不防滑。他摔了，屁股着地，尾骨磕在水泥地上，疼，钻心的疼，不是皮肉疼，是骨头疼，疼得他眼前发黑，黑里冒金星。
周婶看见了，跑过来扶他。他摆手，说，别扶，让我躺一会儿。他就躺在菜场门口，仰面朝天，天空是灰的，有云，云是低的，压得很低。他看着云，云在动，动得很慢，慢得几乎不动。周婶蹲在旁边，说，老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骨头硬。他躺了五分钟，自己爬起来，屁股疼，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回家。
尾骨疼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不能骑车，走路也慢，身体往前倾，屁股不敢着地，坐的时候只坐半边，左边屁股悬空，右边受力，坐久了，右边发麻。他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尾骨裂了，但没错位，养。他说，怎么养？医生说，少坐，多躺。他躺不住，躺久了背疼，翻身，左边翻到右边，右边翻到左边，床板响，吱呀吱呀。
那三个月，他没去菜场。周婶每天给他送菜，送豆腐，送河虾。虾是活的，装在盆里，盆是搪瓷的，盆底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和他洗脸的那个是一对。周婶说，老戴，你别动，我给你做。他说，不用，我自己来。周婶说，你屁股都裂了，还逞什么强。他没说话，默认了。
周婶给他做了一顿红烧鱼。鱼是鲫鱼，小，半斤重，肚子里有籽，籽是黄的，一团一团。周婶把鱼煎了，煎得两面黄，倒上酱油，放上糖，糖是冰糖，黄的，透明的，块状的。鱼烧好了，盛在盘子里，盘子是白瓷的，边上有一道缺口，缺口是老的，磕的。他把鱼吃完，连汤都喝了，汤是甜的，咸的，鲜的，混着酱油的焦香。
那是他离休后吃得最好的一顿。吃完，他躺下了，胃没有抽，右手没有抖。但他睡不着，躺在那里，听窗外的风声。风从太湖那边吹过来，穿过香樟树的叶子，发出一种低沉的呜咽，不是哭，是风在树洞里转，转不出来，憋得慌。
2000年以后，他的眼睛更花了。报纸上的字看不清，要拿远，手臂伸直，字还是模糊的，边缘发虚。他买了一副老花镜，镜框是塑料的，黑的，便宜，十块钱。戴上以后，字清楚了，但头晕，镜片的度数不准，看东西变形，地面是斜的，走路不稳。他戴了三天，不戴了，还是拿远看，模糊就模糊，圈错别字也圈不准了，有时候圈的不是错别字，是印刷不清的字，墨淡了，他当成错字圈了。
他不再圈错字了。报纸看完，直接叠好，放在茶几上，等收废品的来。收废品的老头还是蹬那辆三轮车，但老头也老了，蹬不动了，换成了电动的，车屁股上绑着纸板，纸板是新的，印着"美的空调"。老头说，老戴，报纸卖？他说，卖。老头称，一斤两毛。他说，涨价了？老头说，纸降价了。他接过钱，四毛，纸币，皱的，软的。
他的膝盖越来越不行。上楼梯要扶栏杆，下一级停一下，膝盖咔咔响，两声，左一声，右一声，不对称。下楼梯更疼，重力往下压，膝盖承受全身的重量，软骨磨薄了，骨头碰骨头，疼。他尽量不下楼，除非必要。
但他还保持着每周一次去菜场的习惯。不是买菜，是走走，看看人，听听声。菜场里热闹，人声嘈杂，有讨价还价的，有骂街的，有孩子哭的。他喜欢这种嘈杂，嘈杂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还在人群里。他在菜场里慢慢走，不买东西，只是看，看蔬菜的绿，看肉案上的红，看鱼盆里水的浑浊。
2005年，他八十九岁。那年他生了一场病，肺炎，发烧到三十九度，住院。病房是双人的，隔壁床是个老太太，老年痴呆，夜里喊，喊的是她女儿的名字，声音尖，细，像——不，就是尖细，指甲刮玻璃的声音。他睡不着，睁着眼，看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但有水渍，水渍是黄的，不规则，像地图，像——不，就是水渍，楼上漏水渗下来的，干了，留下痕迹。
他住了半个月院。出院的时候，医生说他肺功能弱，不能再感冒了。他点点头，没说话。回到家，他把那辆二八大杠从天井里推进屋里，推到客厅墙角。天井漏雨，他怕车淋坏了。客厅小，车推进来，占了半个过道，走路要侧身，肚子贴着车座，车座上的硬痂蹭着他的衣服，沙沙的响。
他不再骑车了。但他还擦车，每周一次，用抹布蘸水，擦车架的锈。锈擦不掉，只是把浮锈抹匀了，车架反而更花。他擦得很慢，从车把擦到后座，擦到链条时停住了。链条锈死了，他忘了，用力一拉，手指被锈刺划破，血珠渗出来，和车把上的锈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血，哪是锈。
他看着手指，看了一会儿，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咸的，腥的，和1985年碎纸机割破的味道一样，和1950年在金山县喝冷粥时吐出来的胆汁一个味。三种味道在舌尖上重叠，不是混合，是重叠，一层一层，各是各的，不融合。
他站起来，扶着腰，走到窗前。窗外是香樟树，树还在，叶子还在，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的白。他看着那片白，右手在裤兜里，攥着，指节发白。他没有哭，没有叹气，只是站着，站得腿麻了，挪了挪，继续站。
第九章 灰
2009年到2016年，苏州。
2009年，中央批准他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通知下来的那天，他正在客厅里擦车。车已经从墙角推到了天井里，天井漏雨，但他不管了，车反正骑不动了，淋就淋吧。他擦车是因为习惯，每周一次，不擦，手痒。
抹布是旧衬衫剪的，蘸了水，擦车架的锈。锈擦不掉，只是把浮锈抹匀了。他擦到车座，车座的硬痂被他擦得发亮，发亮的部分是油脂和灰尘的混合物，滑，腻。他擦到链条，链条锈死了，他忘了，用力一拉，手指被锈刺划破，血珠渗出来，和车把上的锈混在一起。
他看着手指，看了一会儿。血是红的，锈是褐的，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发紫的颜色。那紫色和1985年邮戳上的紫色一样，和1977年信封上的紫色一样。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咸的，腥的。然后他站起来，进屋，从抽屉里翻出那张通知。
通知是打印的，红头文件，盖着公章。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公章是红的，红得刺眼。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标题，第二遍看内容，第三遍看落款。看完，他把通知折好，塞回抽屉。他没有去医院做全面检查，说，老毛病，治不了。不是治不了，是不想治，治了又能怎样，多活几年？多活几年干什么？
但他做了一件别的事。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汇款单，希望工程的，一千块。汇款单是绿色的，上面印着表格，表格里有姓名、地址、金额。他填姓名，填"老戴"，不是"戴心思"，就是"老戴"。填地址，填"苏州"，具体门牌号他不写，写了"老宅"。
填金额，一千块。他签名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戴"字最后一捺拖出了一道尾巴。尾巴是墨水的轨迹，钢笔水洇开了，在纸上晕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圆把"心思"两个字挤到了一边，"心"字变形了，"思"字缺了一角。
他把汇款单折好，塞进信封。信封是白的，牛皮纸的，没有花纹。他在信封上写"希望工程"，字是歪的，"希"字的一撇太长，拖到了"望"字上面。他没有写"老书记"，没有写"戴老"，就写了"老戴"。这个字他写得最顺，笔画没有拖尾，横是横，竖是竖，虽然还是歪，但歪得自然，像——不，就是歪，人写字，哪有不歪的。
汇款单寄出后，他继续擦车。车座的硬痂被他擦得发亮，车把上的锈红被他擦得更红。他擦到后轮，轮胎是瘪的，但气还足，奇怪，像是谁最近刚打过气。他捏了捏轮胎，橡胶是软的，有弹性，但链条卡死了，后轮再足也只能原地转。
他站起来，扶着腰，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他1985年搬来人大宿舍时种的，二十四年了，树高了，碗口粗，每年开花，红，但不结果，或者结了，果是小的，青的，没熟就掉了。他看着石榴树，树叶子密，风一吹，叶子响，哗啦啦的。一片叶子掉下来，黄的，落在他脚边。他弯腰，想捡，腰弯不下去，只弯到一半，手够不着叶子。他直起腰，不捡了，让叶子在地上，让风吹走，或者让扫地的扫走。
2010年，他九十岁。那年他摔了第二跤，是在卫生间，地上有水，肥皂水，他踩上去，滑。这次摔得重，胯骨着地，骨折了。住院，手术，钢钉，钢板。手术打了半麻，他醒着，听见电钻的声音，钻他的骨头，骨头是白的，粉末飞起来，被护士吸走。他感觉不到疼，但感觉到震，从骨头传到内脏，内脏在颤。
出院后，他拄拐。拐是木头的，枣木，沉，底下包着橡皮，橡皮磨薄了，走路时发出吱吱的响。他不再擦车了，擦不动了，站久了腿抖，手举不高，够不着车把。车停在天井里，链条锈了，轮胎瘪了，车座的白更深了，青苔漫过了脚蹬子。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床是单人床，硬板，铺着褥子，褥子是棉花的，旧了，结块。他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黄的，形状变了，比2005年时更大了，边缘更模糊了，像——不，就是水渍，楼上又漏水了，或者没漏，是旧的，扩散了。
他的胃痉挛还在，但发作少了，不是好了，是胃没力气了，抽不动了。偶尔抽一下，轻微的，他把手按在胃部，按十秒，松手，抽痛过去。他的右手不抖了，不是好了，是肌肉萎缩了，没力气抖了。手指蜷着，伸不直，关节肿大，变形，像——不，就是变形了，类风湿，或者老年性关节炎，医生说过，他忘了。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给希望工程捐款。不是2009年那一千块，是2012年，又捐了五千块。他让人推着轮椅，轮椅是借的，医院的，金属的，扶手是塑料的，掉了漆。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希望工程办公室，交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钱，钱是旧的，皱的，有汗渍。
办公室的人要拍照，他说，不拍。要采访，他说，不说。要给他戴红花，他说，不戴。他就坐在轮椅上，双手放在扶手上，手指蜷着，伸不直。他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香樟树，树叶子密，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的白。他看着那片白，右手在扶手上，攥了一下，没攥紧，手指没力气。
2014年，他九十八岁。那年他基本卧床了，下床需要人扶，扶着走到卫生间，或者走到天井里，坐一会儿。天井里那辆车还在，他每次去天井，都要看一眼，不看车，看车轮下面的那块瓦片。瓦片是灰的，上面有"光绪"两个字，字被泥糊了，越来越模糊，但还在。
他坐在藤椅上，藤椅是旧的，坐面塌陷，他垫了三个棉垫，还是硌。他看着车，车也在看他，两个老东西，互相看着，不说话。有时候风吹过来，车把晃一下，发出吱呀一声，像——不，就是吱呀，金属疲劳，螺丝松了，风一吹，动一下，动完又停住。
2015年冬天，他感冒了。感冒对年轻人来说是小病，对他来说是劫。咳嗽，咳痰，痰是黄的，浓，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他躺在床上，身体蜷着，膝盖顶在胸口，这个姿势能缓解咳嗽，但压住了胃，胃不舒服。他翻身，左边翻到右边，右边翻到左边，床板响，吱呀吱呀，和车把的声音一样。
医生来了，打针，输液。针头扎进他的手背，血管是瘪的，弹性差了，针扎进去，回血慢，护士调整了一下角度，血才流出来，红的，暗的，流进输液管。他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一滴，数到十七，乱了，从头数，一，二，三。
2016年3月，天还冷。苏州的3月，倒春寒，湿，冷，风从太湖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水汽钻进骨头缝里，疼。他躺在病床上，盖着两床被子，还是冷。他不让关窗，说，闷，要透气。窗开着一条缝，风灌进来，窗帘飘，蓝布的窗帘，厚，但挡不住风。
3月17日凌晨，他醒了。不是自然醒，是疼醒的，胃抽了一下，剧烈的，比任何一次都剧烈。他右手想去按胃，但手抬不起来，没力气。他张嘴，想喊，但喊不出声，喉咙里有一种呼噜声，像——不，就是呼噜，痰在气管里，堵住了。
他的眼睛睁着，看天花板。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黄的，形状像一只鸟，或者像——不，就是水渍，黄的，边缘模糊。他看着那片黄，右手在床沿，手指蜷着，伸不直。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嘴型是两个字，或者三个字，没人听清。
他走了。享年九十岁。走得很安静，没有挣扎，没有喊叫，只是呼吸停了，胸口不再起伏。护士进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温的，但已经在变凉，从手脚开始，凉上来，慢慢到胸口。
终章 冠裂
后事办得很简朴。没有盛大的送别仪式，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灵堂设在家里，客厅改的灵堂，墙上挂着他的遗像，照片是1994年离休时拍的，头发花白，脸瘦，皱纹深，嘴角有一点笑，不明显，像——不，就是有一点，嘴角往左边歪，是胃痉挛时的习惯性表情，拍照片时正好胃抽了一下。
来吊唁的人不多，都是老同事、老部下。没有人叫他"老书记"，也没有人叫他"戴老"。不管是谁，都习惯叫他一声"老戴"。这一声称呼，一叫就是几十年。叫的时候，声音是哑的，老的，像——不，就是哑，声带松弛了，气不足，喊出来的声音飘，散，在客厅里转一圈，被花圈吸掉了。
花圈是纸扎的，白菊和黄菊，菊花的纸瓣被风吹得响，哗啦哗啦。挽联挂在门框上，红纸黑字，被雨水打湿了一角，墨色洇开，把"沉痛悼念"的"悼"字洇成了一个墨团。墨团是黑的，浓，边缘模糊，像——不，就是墨团，字写坏了，洇了，但没人换，就这么挂着。
遗体告别那天，天气阴沉，有雨。雨是细的，密的，落在脸上，不像是雨，像是雾，或者是汗，或者是泪，分不清。灵车从老宅出发，经过观前街，经过那座石拱桥，经过地委大院。大院门口的香樟树叶子密，风吹过来，叶子翻过来，露出背面的白。
灵车开得很慢，没有鸣笛。路边有人停下来看，不知道是谁。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超过了灵车，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去，继续骑。年轻人的头发是黄的，染的，耳朵里塞着耳机，耳机线晃荡。他骑远了，消失在马路尽头。
老宅的天井里，那辆二八大杠还在。青苔漫过了脚蹬子，漫过了链条护板，一直爬到后衣架的螺丝帽上。螺丝帽是六角形的，凹槽里塞满了青苔的绒毛，绿得发黑。
车座的白更深了，硬痂的边缘翻卷着，露出底下灰黄色的海绵颗粒。车把上的橡胶套左手边那只裂了道口子，锈红的铁露出来，铁锈掉了渣，落在地上，和青苔混在一起，褐的，绿的。链条和齿轮焊在一起，焊得很死。前轮瘪着，轮胎侧壁的老口子里，帘线断了，断头参差不齐，钝，硬。
后轮的气倒是足的，足得奇怪。但车骑不动了，链条卡死了，后轮再足也只能原地转。
它停在那里，比停更安静。
三天后，那个穿黑棉袄的老太太又来了。她蹲下来，用袖口擦了擦车座。袖口是灯芯绒的，擦过硬痂时发出沙沙的响。她擦了三下，第一下从左到右，第二下从右到左，第三下是转着圈擦的。站起来的时候，她扶着腰，腰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她停了一下，等那声咔过去，然后走了。
车座上的灰尘被擦掉了三块，露出底下更深色的白。三块擦痕的形状不规则，边缘模糊，一块大，两块小。
天快黑的时候，下了一阵雨。雨不大，细，密，落在车座上，渗进海绵的裂口，裂口变湿了，颜色深了一块。雨水顺着车架的划痕往下流，流到那道树枝刮出的深槽里，积了一小汪，映出灰白的天。
等风。等雨。等青苔漫过车座。等硬痂变成石头。等链条和齿轮变成一块铁。等有人把它推进屋里，或者把它扔出去。等它烂掉，烂成一堆锈，一堆灰，和天井里的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车，哪是地。
当年从山东南下的少年，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江南，一扎根就是一辈子。他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也没什么光鲜亮丽的排场。
可苏州的老巷子里，江阴的小岛上，盛泽的丝织厂里，都留着他的脚印。老百姓心里记着，有个叫老戴的书记，来过村里，进过厂子，跟他们聊过家常，实打实办过好事。
这大概就是一个南下干部，一辈子最好的勋章。
【附录：创作手记】
本文素材来源于公开史料、地方志及口述回忆。戴心思（1926-2016），山东蓬莱人，1983年任地级苏州市首任市委书记。
作者简介：周业明，男，籍贯山东，现居北京。八十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中途因公中断），曾获全国全军文学奖项，参与编写的《华夏风云录》丛书之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作品散见于《青岛文学》《解放军文艺》《文艺报》《散文》等。近年专注器物诗学研究和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