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某社区服务中心，基层干部正盯着电子大屏上跳动的数字：网格事件处置率99.8%、群众满意率98.5%。当记者走进辖区老旧小区时，却看到楼道堆物堵塞逃生通道、孤寡老人取药困难等现实问题。这种数字化治理场景与真实民生的割裂，正在成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亟待破除的"AI依赖症"典型症状。当基层工作者沦为数据报表的"操作工"，当民生问题被简化为算法模型中的参数，技术异化导致的治理空心化已敲响警钟。

   一是技术异化的三重面相。基层治理场域中，技术异化首先表现为数据崇拜的蔓延。某地信访部门将智能客服应答速度作为考核指标，导致群众反复拨打12345热线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当"秒回率"取代问题解决率，当"智能派单"替代实地走访，技术指标异化为治理目标本身，暴露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

    技术替代人力的冲动催生出荒诞场景。某乡镇要求网格员每日上传20张巡查照片，智能系统自动生成巡查报告，却对照片中暴露的危房隐患视而不见。算法模型将基层工作者降格为数据采集终端，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群众工作能力、矛盾调解智慧正在被技术消解。

    形式主义数字化转型更令人忧虑。某地推出的"智慧社区"APP强制要求老年居民每日签到，将线下活动参与率与养老补贴挂钩；某街道开发的数字民情系统，竟将群众投诉自动归类为"已处理"。这种数字留痕的强制化操作，实质上是传统形式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变种。

    二是算法祛魅与治理重。技术依赖症的病理根源，在于治理思维的本末倒置。某市开发的"民生诉求预测系统"，将教育、医疗等需求简化为历史数据训练模型，却对群众在"人民留言板"上的个性化诉求视若无睹。这种技术决定论思维，将复杂的社会治理简化为参数优化问题，折射出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缺陷。

    数字化转型不应成为懒政的遮羞布。某区推出的"AI民情分析系统"，将干部走访任务量减少70%，但同期干群矛盾却上升40%。智能报表自动生成功能让部分干部患上"文字恐惧症"，工作汇报变成数据可视化竞赛，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沦为"最远一屏幕"。

    制度与技术需要双向校准。深圳某街道建立的"数字治理负面清单"，明确划定7类不得替代人工服务的民生事项；杭州推行的"人机协同考核体系"，将技术应用成效与群众真实获得感挂钩。这些实践揭示，制度建设必须跑在技术应用前面。

    三是回归治理本质的人本突围。重构技术应用的制度框架势在必行。上海浦东新区建立的"数字治理伦理委员会"，对智能系统进行社会影响评估；成都试点的"技术应用听证制度"，要求重大数字化项目必须经过居民代表质询。这些制度创新为技术应用划定了人文边界。

    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亟待转型升级。南京市开展的"数字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培训"，教授干部如何辨别数据真伪、平衡线上线下工作；广州市建立的"数字工具应用负面案例库"，收录了87个技术滥用典型案例。这种能力建设帮助干部成为技术的主人而非奴隶。

    数字时代的群众路线呼唤创新实践。浙江"民情茶馆"线上线下融合机制，既通过数字平台收集诉求，又保留传统茶馆的当面恳谈；北京胡同里的"数字邻里节"，用智能设备辅助组织活动，但核心仍是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这些创新证明，技术可以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桥梁。

    站在数字文明与治理现代化的交汇点，我们更需要清醒认知：基层治理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算法量化，群众的获得感不可能存储在云端。破除"AI依赖症"的本质，是让技术回归工具本位，让治理回归人本初心。当基层工作者既能驾驭智能系统，又能叩开百姓家门；当数字平台既呈现数据报表，更承载民生温度，我们才能走出技术异化的迷雾，在数字化转型中守住治理的根与魂。